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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家区第一中学的校园，在三十年前绝不是这般富丽堂皇的。那时，整个校园里就是几排灰砖灰瓦的房子。房子前面的檐头很宽，走廊很阔。阴天落雨时，太阳火爆时，那走廊就成了人们较为舒适的避难所和栖息地。那走廊像是时刻在迎候人们似的。亲切的走廊啊，无房户如果在其中垒个锅台，搁一张小床，他们的小日子也许就能美起来。但后来的校园，那些平房都被推翻了，代替它们的是四层五层的高楼，那宽阔的走廊自然还是有的，只是你只能从设计的敞开的地方走进去，它再也不是张开臂膀敞开胸怀能让你随处可以进去的了，它提高了好几分的警惕性和防范性，上面的摄像头随时可以记录下你的行动，甚至你的表情。
施卫宁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恭家区第一中学担任教职的时候，那些灰砖灰瓦的平房仍然完好地被作为教室而正常地使用。教务处和校长室就被安排在同一排房子的端头。虽然教务处和校长室并不是同一级别，但那时的师生们对学校的行政级别是模糊得比较厉害的，其根源之一也许在于原先的社会里大概是根本不怎么讲究学校的行政级别的。据说，好多外国外民族的学校也是不怎么严格地确定学校级别的，而是让各科专门家和教授们去主导学校。这样做，也许在部分人看来，是邪了门了。
施卫宁到恭家区第一中学任教时，高考制度的恢复已经走过四五个年头了。学生高考考分的高低，学校被高校录取的学生的人数，被录取的高校的知名度，已经成为衡量各中学高低优劣的主要依据了，但在程度上，还没有走向高山的顶峰，因为，每天下午，孩子们仍然具有长长的像样的体力活动课，孩子们读书写作业，也还没有被完完全全地安排在老师的眼睛皮底下。
经过两三年的摸索、探索和辛勤的奋斗，施卫宁已深切地感到：要想自己所任教的班级取得高分，特别是每一次都取得高分，如果是任班主任，想要本班门门功课都取得高分，实在是比登天还难。因为其他班的任课老师都是活的，其他班的学生也都是活的，说不定，自己班上的学生临近考试的时候，还会冒出一两个甚至更多的病号来，而这些病号自然是降低了考试能力的，因而，你能确保在考试成绩方面成为常胜将军吗？难怪有人慨叹人世间最难为之事，莫过于教育和战争这两件。因为这两种活儿，都是活人对活人。如果是活人对死人，或者是死人对死人，那事情一定好办得多。经过两三年的探究和研究，在比试分数的时候，七尺男儿所任教的班级往往比不上娇俏的少妇。真是乾坤颠倒了。难道，难道，七尺男儿只适合战争而不适合教育吗？这问题又似乎太玄乎了。总之，施卫宁老师要想脱颖而出，已深感十分艰难。
当年，施卫宁二十来岁担任生产队会计的时候，就已经初步显现了一些处事的能力。他能协调好跟队长的关系，在队长较为惊慌的时候，他能冷静地判断事情的性质和大小：他用一根细细的树枝就判断出了队长老婆和疑似队长奸妇的叶端华是假晕厥，是企图伪装弱者企图博得同情企图息事宁人，他在对待拾集体麦子吃集体麦子的汉子广禄的问题上，其表现也不是极端而暴力的。
他的大脑像刚刚擦了油似的滑润地转动了起来：既然在长跑的路途上难以加速，那改变其起点的位置就成了最佳的选择了。他想：教务处负责分班的是杨老主任，而年近花甲的尹校长只顾着带孙子画画儿练书法，一般不管教学及各班的具体的事务。只要跟分班的杨老主任搞好关系，请他稍加照顾，就等于缩短了自己奔跑着争夺分数的路程了。妙哉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