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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提前到了呀，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循声望去，杰拉德迈着他粗鲁的步伐跨进了酒吧，嘴上叼着他最爱的万宝路香烟。我低头看了一下表，他这次迟到了将近三十分钟。杰拉德将他艳丽的羊毛围巾随手递给服务员，他时常对我说，这些围巾为他带来好运，有时是金钱有时是女人，更多时候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他扶着我的肩膀坐在我身边，向井村要了一杯清酒，井村听后投去了赞赏的目光。
杰拉德自然不会是中国人的姓名，这是我生活中为数不多坚持下来的爱好，其一是读书，其二便是用书中的人物或是作者的姓名称呼我身边的人。
他的名字是我与他相识之初便定下的，由来是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他就如同这位拥有天纵之才的作家一样，他的出身为他带来的足以令其他人终生难以望其项背，他却毫不顾忌地用最庸俗的方式挥霍上天的馈赠，我常想起海明威对菲茨杰拉德的哀叹，所以便引用了这位作家的名字。但在国内称呼别人菲茨杰拉德未免显得稍有刻意，便简化为杰拉德。
不过即便如此，有时我仍然对他有一些羡慕。如他这般的人，无论如何颓废地度日，仍然不失一丝浪漫主义色彩。而我，则只是彻头彻尾的落寞与浪费罢了。
我与杰拉德在除了吸烟与饮酒以外，也并无过多的共同点。有时我想，两个十分相似的人，似乎很难成为知己，他们深知对方的优点，但也如同面对镜子一样知道对方的缺点，倘若是一个自大之人，大概会选择忽略，但如果是我这种对自己尚且不喜爱的人，只怕是越来越厌恶，所以二十多年来，我永远无法和与我相似的人成为朋友，对不甚相同的人，却反而包容许多。
我和杰拉德第一次相遇，是在学校的图书馆，据我的回忆，那恐怕是我们唯一一次在图书馆相遇，至今我仍然不知道他那天为何会去图书馆。
当时我正在看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讲述的是一夜之间，全城的人都失明了，只有一个女人拥有视力的故事。杰拉德百无聊赖地站在阳台哼着歌，印象里应该是很复古的一首爵士-《AutumninNewYork》。
“在看什么？”
他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的桌边，很不客气地坐在了我的对面问道。
我有些不情愿地将故事内容大致向他描述了一遍。
“有意思，那这个女人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让所有人对她俯首称臣，甚至可以做一些只有封建国王才能做的事情。”
他一边说话一边用鞋尖专心地敲击着地板，让我并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对我所说的感兴趣，我注意到是十分高级的皮鞋。
“可是她一直在帮助其他人，或者说尝试把文明重新带回到这群盲人中。”
我没有抬头的说，他发出的噪音已经让我感到了一丝不悦。
“平庸，太平庸了，如果这位自以为是的作家对人性还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他终究是一个二流的作家罢了。”
“二流的作家是很难得诺贝尔奖的。”
“那他应该是很幸运地恰好碰见了一帮二流的评审，哈哈哈。”
杰拉德很不合礼仪地在图书馆发出了刺耳的笑声，继而探前向我说道：
“朋友，我并不是来和你讨论文学的，你要知道我是从来不看书的。你与其在这个满是Nerd的图书馆看你那该死的有关于瞎子的故事，不如晚上和我一起去江滩看看夜景，我约了两个女孩，我预感我们会度过美好的一夜。”
我稍微有些震惊，抬起头上下打量着这位系着花领带的年轻人，棕褐色的高档皮鞋，碎花的复古衬衫和格子西裤，就好像从美国四十年代的旧电影中走出来的主人公一样。我不明白为何有人会在图书馆邀请素不相识的人一同参与约会，但我并没有拒绝的意思。
在我糟糕的生活中，这一类的“未知”似乎成为了我人生中可以称之为快乐的罕见事物，在那些前往未知的旅途中，仍然能让我心生期待和悸动，虽然大多数时候，当未知面纱揭开后，总是不尽人意。
“好吧，我们几点钟走？”
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经过了乏味的一小时，我们到达了约定的餐厅门口，期间我们没有交谈。站在店门前，我们各点了一根烟，安静地等待两位女孩。我看了看表，已经八点过十五分了，我内心有些气馁，对可能到来的无趣夜晚感到些许失望，也为自己的莽撞决定而后悔。
餐厅的音乐传到了外边，播放的是肖邦的离别曲。
“你们让我们等的太久了，该怎么补偿？”
在我失神间，我听见了杰拉德的招呼声，我看见远处两个女孩手挽着手靠在一起走了过来，时不时地相互嬉笑，我内心为对方的不守时有些不悦。但总是这样，男人总是要去等待女人，无论是在约会前还是约会后。
她们两个人，一个高个子，一个稍矮一些。高个子女孩穿着一件深色的风衣，搭配着黑色的长筒靴，耳朵上挂着有些夸张的耳坠，有些像某些后现代艺术家笔下的摩登女郎。个子稍矮的女生留着褐色的短发，穿着黑色的卫衣和牛仔裤，令我注意的是她右侧的头发似乎更贴近面部，仔细留意后，我发现她似乎只有一只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