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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沉吟着说道：“正所谓‘百足之虫，至死不僵’，一旦大张旗鼓从事，为这些死去的将士祈福做醮，有司一定会被弹劾擅使公钱。”
“为何会被弹劾擅使公钱？”
柳铭章一听道“擅使公钱”这四个字就来气。
记得初中二年级时，他曾读过范仲淹写下的《岳阳楼记》，洋洋洒洒三百六十九言可谓字字珠玑。
这篇文章他只看了一遍就背了下来，虽然初中语文老师只让他背三百六十八个字，他却背下了三百六十九字。
而多的那一个，是个大写的“贪”字。
事实上文中提到的滕子京并不是什么好玩意。
他借着公款大搞面子工程，为阵亡将士抚恤也不过是个由头而已。
史书记载那次他挪动的公款多达十六万贯，但抚恤阵亡将士也不过费去了十万之数，剩下的几万贯不翼而飞。
宋仁宗在得到告发奏折后派人查询，滕子京则使出了卑鄙的手段，连忙将收支的财务报表尽数销毁，让前来查察的官员无从下手。
最终不得已，宋仁宗只能将他贬官了事。
经此一遭后，谪守巴陵郡的縢子京依旧死性不改，还是大搞面子工程。
只不过，这次他彻底学精了，不再大量使用公款，而是选择众筹这种形式来进行私募，将一个个工程提上日程。
凡事都有两面吧。
在縢子京的施压下，地方豪绅纷纷将欠公家日久的钱还了上来，让縢子京得以继续搞他的面子工程大捞油水，算是解决了不少地方上的坏账。
范仲淹和欧阳修作为改革派，或许是出于政治考量，对于滕子京这样的官员太过包容。
也正是由此开始，北宋后期便滋生了一大批贪腐的文人，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按理说北宋文官工资这么高，为什么还会有贪腐？
其实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只要有攀比，就一定会有人人心不足蛇吞象，继而铤而走险做起侵吞公款的事情。
正如拿着三百贯甚至四百贯月薪的正一品宰相，永远无法理解底下拿着二三十贯月薪的七、八品官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或许他们在想：“凭什么你吕夷简半年底薪就能买一把价值千金的‘焦尾古琴’，而我们却要三十年不吃不喝才买得起？”
正因为底层官员也和一千年后的屌丝们一样，都在羡慕高官厚禄的宰相。
即便拿着不足十贯的月俸，依然奢望自己也能锦衣玉食，顿顿喝着绍兴花雕，夜夜听着花魁唱曲……
“唉！”对于柳铭章的追问，王曾却语重心长地说道：
“公钱一事经手者众，在落到实处前被层层伪报是在所难免的。我虽身为宰相，年俸添支万数之巨，却也知道我大宋末流小官境遇不如宰相多矣，如此关键时刻，作为上位者，自当严加整肃吏治，还天下一个公道，断断不能因小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