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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子，好了嫂子！”老茅赶紧抹了一把眼泪，又把她往后拽了拽。
年仅三岁的儿子，还没有完全理解死亡的意义。但看到我再也不会笑着回应他的奶声奶气，也跟着自己的母亲一起哭号，高声喊着：“爸爸！爸爸！”
“爸爸在这里！”我大声喊了一句，但无济于事，他听不到。
此刻，刚开始的一丝悔意，已经在这一片哭声中，逐渐膨胀。我狠狠地敲打自己的头：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冲动？为什么不再坚持下去？！
工作人员把棺材推进了火化室，关上了镂空的大铁门。我不由自主地跟了进去，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观察焚化炉，当然，也是最后一次了。
随着我的遗体被推进焚化炉，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我转头看向那扇大铁门，铁门的另一端，是跪在地上的妻子和儿子，是强撑着站在原地的父亲，是扒着铁门的栅栏不住摇晃的母亲。
“对不起。”我对着他们，跪了下去。
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就让我再看你们一遍吧。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父亲抱着我的骨灰盒走了出来，对着我的母亲说了一句：“都在这里了。”
此刻我才注意到，年仅六十岁的父亲，已经双鬓斑白，气色全无。
我和父亲的关系，如同绝大多数父子关系那样，谈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他是一个工厂的工人，干了一辈子，也不过是从几十块工资变成了几千块工资。没有什么成就，也没有什么波澜。对他来说，人生中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可能就是生出了我这么个儿子。这个骄傲，在我考上大学那年，迎来了爆发。
“我儿子，是我们老仲家祖上下来第一个大学生，还是本科！”当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之后，父亲便天天将他揣在兜里，逢人便炫耀。当然，更主要的，还是他们那个厂子的下一代里，能考上本科的，确实不多。
他有很多坏习惯：抽烟、酗酒、赌博。所以在我青少年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叛逆期”，当追求人生价值的思想从脑海里渐渐萌芽的时候，我对父亲的种种行为极力驳斥，通过言语和行为表达着自己的不满。因此，父子俩的关系也是急转直下，几乎到了同住一间房，但从不交流的地步。面对这种情况，我的母亲却帮不上什么忙，因为他们俩，很早就离婚了。
直到我考上了市重点寄宿制高中，算是离开了家，这种情况才略微有些好转。偶尔一次的通话，让父子关系稍微有所缓和。
大学毕业后，我踏上了工作岗位，还记得很清楚，第一份工作的工资是3270元。而父亲那时候和朋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你们看，本科生就是不一样，刚毕业就比我们当工人干了几十年的工资要高了！”
渐渐地，我谈了恋爱，组建了家庭，买了新房子。父亲也有了新的家庭，和我的继母生活在了一起。父子俩的关系，从此便像两个普通朋友一般，平淡如水。
想到这里，我掰起指头算了算，在我活着的时候，平均一到两个月才见父亲一次，一起吃吃饭，聊聊天，带孙子见见爷爷。这么多年下来，竟然还不到一百次见面。这个频率，甚至不如我在公交车上遇到同乘的陌生人的次数来得多。
所以，父亲老了，头发白了，肚子大了，我之前完全没有注意到过。只有在当下，看着他捧着我的骨灰盒的这一刻，我才知道，我错过了太多父子间的时光。
我也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不再是他的骄傲了。
“爸，对不起。”
母亲接过父亲手中的骨灰盒，抱在怀里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眼睛已经哭肿了，再也流不出眼泪，只能轻声抽泣着：“儿子啊，妈妈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