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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父亲脾气的问题上，还有对待事物看法的问题上。我跟母亲的看法是存在分歧的。虽然我大多数时间是跟着母亲的屁股转悠。但是在很多问题上确不能跟母亲统一战线。父亲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感性多理性少。做群众容易难辨曲折，做干部容易中饱私囊。不能一碗水端平。这就是现在为什么女干部少的原因，也是女人难堪重任的原因。请不要责怪我的父亲，虽然他说的不全对，但是最起码对了一大半。现在受过良好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女青年，还是大有可为的。
邻居家大爷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他的大女儿是我的第一任老师，育红班老师。记忆里我们好像经常一起顺路上下学。我们的学校呢，在我们家西边两百米远。是一排十来间的五六十年代的破瓦房，窗户跟门都留下了久经风雨的裂痕。残缺的玻璃交换着室内室外的空气。教师南边是一排花坛，有张水泥的乒乓球桌，也不知道乒乓球为何物。反正没见人打过，我们的个头也够不着，记忆中，那张球桌爬上去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校园里有一片环形的竹林，我们大概可以在里边躲猫猫。厕所在东南角，几十米远，那时候可能觉得厕所是真的远，以至于有一次我就偷偷在教室门口的花坛里，“滋润”了花坛里边的小草，还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没成想还是被抓了现形。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以后只能乖乖的去目的地行方便之事。还有一次呢，我偷了同学新买的写字本子，把带着她姓名的封面撕掉了，占为己有。还振振有词的说是就是自己买的。被我的大姐老师，还有带着我去小卖店质问的母亲，无情的戳穿。无情啊！还好，育红班孩子的面子不算面子。说来也怪，在关于育红班也就是现在的幼稚园的所有回忆中，只有这两件错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时是怎么上课的，我是无论如何摩擦脑细胞也回忆不清了。毛主席老人家说的好，错误不怕犯，只要改了就是好同志么！我们都应该铭记自己的错误，反思自己的言行。那样的你，方能愈发强大。
我这个人呢，由于比较馋，别人喜欢要脸，而我呢喜欢“要嘴”就是邻里串门的时候看人家有好吃的时候，就像刘姥姥那板儿孙一样，馋的嘴发慌。有一次我去发小大雷家串门，赶上了他家里煮芋头，那是说啥也不想走了，好歹也要等熟了以后，放下小脸，过把嘴瘾。何况，按辈分我还是大雷他爷爷嘞。要是赶上人家包饺子，那高低也要等着尝尝咸淡。以至于啊我大哥二哥们出去玩的时候极不情愿带着我这个要嘴的小萝卜头。为此二哥还挨过父亲的揍。哎呀，要原谅孩子的天性啊！。馋嘴，是最原始的，最神圣的，对生命的驱动。谁能不馋呢？鲁智深馋酒，宋江馋公名。西门庆馋潘金莲。我们理应有欲望，但不可太过贪婪。更不应把欲望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啊。
八十年代末，在我还不记事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把大哥二哥的住宅打造完毕了，那时候买不起红砖，就用泥巴混着麦秆放在模具里拓土砖。然后一家老小齐上阵，再找亲戚朋友帮忙。水泥只用在最上面的平房上，方便以后晾晒粮食。用最经济的办法实现了那个年代的壮举，然后通过最民主的抽签来判定大哥二哥将来的住所。大哥抽到了老家前边，村子最南端的地方，二哥抽到了村子中间的位置，记得那里以前是个小水汪，用土填平以后在上边盖的。大哥盖房子那会我记不清了，二哥的房子晚几年，我记得填土的时候我还惦记别把水里的鱼给压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