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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我在工地当牛马的时候，同类人总说这样一句话：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畜用。我妈大概就是这么的一个男人，不是须眉男子，却总是力所能及阐述着天道酬勤，勤能补拙的最大意义。这主要体现在她对农活的把控上。爸外出挣钱，老爷虽目不能视，还能诳孩子煮猪食子，田里地里活计落到妈的肩上，扛着锄头弯着腰，面朝黄土背朝天，倒退着前进，伴着汗水滴落的过程，禾苗已下土。
读书是我的事，收获大部分是我妈完成的，我稚嫩的肩膀扛不了几百斤苞谷，也扛不住几根青杠棒子，只是陪着我妈的硬脾气，赚点外快。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二零零六年，我家的楼枕塌了。竹篾编的楼板不堪重负，耷了脑袋，楼板上堆的是二百斤“马尔科”洋芋种，个个都像拤拤汤圆大。枞树楼枕一断，洋芋种连带灰尘齐扑下来，好巧不巧，底下摆的是我家的床，我和妈还有妹都睡一张床上，山崩一般，无预想的一声巨响，把我们都埋了。我独自睡一头，靠板壁，被子上传来的重压惊醒了我，但面上洋芋并不多，枕梁折下来杵在墙上留了个三角区，所以我很轻松地钻了出来。妹妹和妈睡另一头，靠屋中线，就没那么幸运了，石头般的马尔科几乎劈头盖脸砸下来，灰多得眼睛都睁不开。
“妈，”我站在床边找不到开关了，很无助，窗外有光线传进来，半截楼枕就拦在面前，刚好架在床沿上，“我该怎么办？”
我试着扳了扳圆木楼枕，它毫无反应。
这时候我妈说：“陈当啊，别动，你力气太小了，你开门出去，问问两个大伯在不在，请他们来帮忙拉开。”
我说好，跑到另一间房里拉开门栓，原来能大伯已经在外面了，他听到了午夜传来的一声巨响，还有母子三人慌乱的呼号，红脸大伯家稍远，但也顺势打开了大门。房间里安装的是一颗只有五瓦的红色小灯泡，毛糊糊的光线洒在苕洞板子上，洒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像是一颗猩红的月亮。那本是炎热夏季的某个夜晚，妈只穿着贴身的内衣内裤，被大伯伯娘救出来后，她首先想到的是一言未发的妹妹，陈一念被灰压着，憋惨了，抱在怀里，老妈小心翼翼擦去她脸上的灰，看她剧烈咳嗽，如同溺水的人回阳喘气。
所幸的是，三口人无大碍。
为什么把洋芋种堆楼上？为什么把红苕储放地洞里？因为地窄屋小，寸土寸金，每一寸地皮都有各自存在的意义，灶房背后是猪圈，猪圈旁那块空地用于堆柴码料，堂屋梁上挂满了苞谷提子。至于三合院最中心的那块地坝，我说不上是该谁使用，或者谁家先到就谁用。如论地契，那得追本溯源，如按正房对出来切块儿，那我觉得我是小地主家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