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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上初中了,该说说我爸了,不过我爸的素材实在少得可怜,一个作家身边的人很容易被拈来成为素材的,但至少得那些人善于表现,麻木的人只能受到针对麻木的批判。
开学不久倡导给广播站“校园之声”投稿,我写了篇“血的教训——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结果是文不对题,备受打击。不久又要写感恩父母的文章,我抓破脑袋,准备走煽情路线,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塞进封筒里。开班会那天来了不少家长,位置不够坐,作为孩子我们只有趴在窗台上观望的份儿,换位思考,父母在教室里接受考验,孩子们候在外面的心情也很忐忑,渐渐地我察觉出些许不对。其他同学的父母都看得哈哈大笑,只有我爹看得面色凝重,身子越发缩了下去,觉得他与周围有些格格不入,我也就跟着面色凝重,怀疑自己是不是写了不该写的东西。
儿时课本上有一首诗是写父亲的:
那是我小时候
常坐在父亲肩头
父亲是儿那登天的梯
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忘不了粗茶淡饭将我养大
忘不了一声长叹半壶老酒
等我长大后
山里孩子往外走
想儿时一封家书千里写叮嘱
盼儿归一袋闷烟满天数星斗
……
我读了觉得写得老好了,兴冲冲抱去给父亲看了,他看了半天,摩挲了半天。第二天上课时我发现那“牛”字旁边多了一个黝黑的大拇指印,一开始很生气,过后想起大概是父亲留下的之后,情绪又很微妙,那个指纹怎么擦也擦不掉。
也许从那时起,我作为一个不太成熟的孩童,也意识到自己的父亲是和别人的父亲不太一样的,至少,他的感情是接近于无声告白的,和我妈的咋咋呼呼大有区别。如果用“性格色彩”理论来分析,他大概率会是一个大绿色的人,所以我需要用更多入微的观察、更加敏感的情绪才能理解他的心情,不然,他应该是经常受伤的,而我全然不知。
就在那个爸爸为我和陈一念买过小丫丫奶糖的百货店——陈老勇副食店,我记得我爸和我、还有李四毛三个吃完喜酒回来息憩,爸爸掏出了一百大洋来,拿了两条烟,找补五元。我盯着那五块钱从姑婆手里转到我父亲手里,又望着底层柜台里摆的新象棋,动起了小心思。
“爸,跟我买副象棋嘛?”
我知道象棋的价格是五块,但我不知道父亲此时仅剩五块钱。
“来嘛,买嘛。”他都没来得及把钞票装进兜。
“这个——这个是六块哦!”姑婆说。
我沉默了,父亲尴尬了,一块钱,难倒英雄汉。
这时,李四毛开口说:“一块钱,算了卅!”
姑婆看着五块钱,似笑非笑。
李四毛又说:“来来来,我给你添一块钱,给细孩儿买副象棋玩!”他是个好人呐,我因此记住了他。
就算打工挣钱,还是得远走高飞,最好是夫妻一起,这是我看完柳青《创业史》的第一感悟,但风险自负,我和陈老念难免随波逐流异地就读,但彼时我老爷正是个包袱,他们带不走的又不能不管不顾。换行业的话存在学习成本和纠错成本,夜深思量千条路,清早起来还卖豆腐——于是我父亲毅然拿起他的武器,左手挖锄右手扁担,在农村的土地上又坚守了十余年。
干“肩挑背磨”这种工作,薪酬是没有保证的,还得指望我妈在外面每半年按时寄的那两千块钱,半年一回,夫妻分工,外管学业,内管生计。有一回我妈刚打了2000块钱回来,我恰好试探性问老爸能不能让我去补个课,其实嘛,按我的学习能力,完全没必要,我是另有所图。好巧不巧,我爸那时刚好有钱,好巧不巧,他二话不说把钱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