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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十岁出头,比一株成熟的麦子高不了多少。我喜欢跟植物比高矮,迫不及待想长成大人的样子。我弱小的身体包裹着一颗渴望强大的心。
我经常搜集一些棍子,有扶桑的枝条,有芦苇,还有竹竿。它们是我童年的宝贝。我把它们折断成方便挥舞的称手长度,然后磨削光滑,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用它们抽打无人问津的野草野花,还有路两边一些长势比我高的庄稼,带上它们去干涸的河岸或是隐蔽的土庙中探险,也用它们驱赶来犯的恶狗,击落飞起的虫子。
夜晚入睡前,我会把它们藏到床底下,或者门的后面,以防被祖父拿去当柴烧了。祖父烧掉了我的好几根棍子,还是制作最精良的那几根。我能感觉到,祖父对于我的闲散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已经开始承担家里的大部分农活儿了。但我只管沉浸在自己的欢乐中,根本不理会他的不悦。
我去过村里很多地方,那些有人去和没人去的,我都去过,大体熟悉每一条路通向了哪户人家,但却不清楚自家的田地具体在什么位置。农忙时,父亲和母亲下了地,我就坐在屋前,远远地看着他们的身影,一会儿站了起来,一会儿又弯了下去。
父母亲常常跟我说,不好好读书的人,以后就要回村里种地。听上去,种地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情,至少没有读书来得体面。他们用这样的言辞恐吓我,以达到敦促我勤奋学习的目的,却不知道在我看来,种地是一件简单有趣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能体会什么叫做劳苦。不只是父亲和母亲,村里的人们都这样,一边吃着地里长出的粮食,一边用言语贬低种地的自己。我很难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心境。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不让我下地,只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在我的眼里,每一块地几乎是相同的样子,长方形,黑乎乎,一片挨着一片。我觉得去与不去都没有所谓,一块地对于那时候的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有一天,父亲突然兴起,要带我去。我抱起小板凳,一路跟到了田岸,然后放下凳子,稳稳地坐了下去。光天化日,一块地赤裸裸地横在我的面前,我先看了看左边的这块,又望了望右边的那块,始终分不清楚几块地之间有什么不同。我不知道大人们是怎么做到在隔天之后回到这里,仍能准确辨识那块属于自己的田地。他们可能是在日复一日的耕耘劳作中,形成了某种难于言说的直觉,类似于一个人的生物钟,头一天晚上睡了过去,第二天早上不需要谁来叫唤,也能准时醒来。
人们走再多的路,去再多的地方,只要来到田间,便能毫不费力地指出自己的那块地。
一块地不像人的面孔,有着许多鲜明的特征和特殊的比例,鼻头上的一块痣,额前的几道纹,暴露的牙齿,细眯的眼睛,或者厚厚的嘴唇,每一个特点都能让我清晰识别出一个人,并喊出他的名字。但是相邻的两块地,有大致相同的形状,灌溉后反射着同一片天空,看上去像一面镜子,种着同样齐刷刷的稻子或者麦子。对于经年不下地的我来说,很难区分开来。
我用凳脚在田头划出了一个标记,留着下次来的时候辨识,但是没过几天,就被人的脚三下两下地踩平了。
后来,父亲教给了我一个办法,让我每次沿着来时的路一块一块地数过去,当数到第九块,那就是自家的。我记住了这个实用的方法,并且一直用到了二十五岁。而那一年,人们的房屋和土地被政府征收了,全村的人都搬出了村子。那些原本用于区分两块地的田埂小路统统被犁平,放眼望去,整个村庄成了一块无比广袤的巨型田地。人们再也没有办法认出其中的曾经属于自己的那一块。他们也从此过上了不用种地的体面日子。
我离开村庄很久以后,仍然沿用的方法来定位一场会议的座次,避免占了别人的位子。我同样数着顺序来辨识小区的一栋楼,辨识一栋楼的某个单元,辨识一个单元里的第几层,但偶尔一不留神,还是会走错了屋子,敲错了门。
二十年前,是我厘不清头绪的一件事,而到了现在,认人又考验着我日渐衰退的记忆力。看着通讯录里越来越多的名字,很大一部分我都不能凭空想象出它们所对应的一个人的样子。还有越来越多相似的建筑、相似的路口、相似的着装……一个人如果不能在似曾相识的错觉中认清目标,就会无所适从迷失自我。
好比生活在村庄的人们,认错了地,忙碌都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