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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一个村庄，它位于县城的西南位置，与我的村庄相隔百里，同样生活着一群老掉的人们，零星聚集在马路边、院门前、屋檐下，缓慢地挪动身子，说着我熟悉的方言，时不时，看向远方。
半年前我还在城里按部就班，不曾想过生活会起什么波澜。我是个安于现状的人，能坐在一间敞亮的办公室里，写着千篇一律的文字，便心满意足。但有时候，意料之外的安排总是来得突然。
我花了两三天的时间熟悉村子的环境，沿着村里的几条干支道边走边看，尽量把路线走成一个闭环，这样可以避免体力和时间上无谓的消耗。偶尔能碰到一两条目光呆滞的狗，横在路的中央，就跟横在窝棚里一样，人不使劲吆喝，它们都不会起身避让。偶尔能听到院内传出几声羊咩、鸡叫，尽管隔着墙壁，但我能感觉到这些牲畜对自由和食物的强烈渴望。遇见更多的，是一扇扇紧闭的门窗，鲜有人的踪影。
与二十年前相比，现在的村庄，房屋高了，道路宽了，环境美了，只是生活在村里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了，人的样貌一年比一年老了。
我去过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家里，东一处西一处地聊了几句，但这需要提前约好时间，否则只会白跑一趟。
有几个人的听力出了问题，我把一句话说出去，很长时间看不到任何反应。我大声地重复了几遍，然后耐心等着，直到对方会意地点了点头，我却仍然心存疑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听了进去。
有几个孤苦伶仃，独守一片空荡的院子，在两根腐朽的木桩之间，晾晒着一件旧褂和一条褪了色的裤子。
有几个伤病不治，常年卧床不起，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痛苦日子。
人们一入夜便会早早地睡去，但是道路两旁的灯仍照常点亮。似乎有人会在深夜里走一趟乡村小路，欣赏一片漆黑的田园风景。
我白天在田岸奔走，夜晚回城栖息，渐渐习惯了在喧嚣和宁静之间频繁切换，习惯了在拥挤和空旷之间来回辗转。
村里召集过几次大会，来的都是六十岁以上的面孔。我担心他们听不见，反复把话筒提到嘴边，音量突然高了上去，他们会不约而同地看向我，神情专注，像长辈在聆听孩子的歌唱。这些人已经看惯了世间的一切，他们的情绪很少再有大的波动和起伏。年纪再长一些的几个人，一直努力睁大着眼睛，他们竭力撑开的上眼皮和下眼皮，像是两块磁铁的正负极，似乎随时都会合上，而一旦闭合，就算天塌下来也不能惊醒他们。
会议结束后，人群开始一点一点地散去，那速度跟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短暂的时间里，人与人之间不会产生特别明显的位移。有几个实在走不动的，我们驱车送回了家。对于他们来说，一场会议最长的过程不是谁的讲话，而是开始前和结束后的，那几道不可逾越的台阶和一条回去的必经之路。
我们在村南的一块旱地上，举行过一场简单的播种仪式。一群妇人戴着草帽，挎着装满种苗的筐，等村干部剪完了彩，人群鼓完了掌，她们就蹲下身子，用锹把土埂挖开，插入种苗儿，将泥土拍打结实，间隔二十公分，再种下另一根。
我学着她们的方式，种上了整齐的一排，大概几十株的样子。她们停下手中并不紧要的活儿，看着我这个半吊子农民，种完了一小块别人的土地。
播种，是这场仪式里我工作的一部分，但却是她们几十年村庄生活的全部。村里的绝大多数土地已经被大户承包了，那些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就是她们自己的。她们靠替别人种地来获取报酬，替自己种地来填饱肚子。还有不少人，一块地也没有留给自己，在村庄过着不用种地的闲散日子。
人们种着自家的地，并非一直都能相安无事。他们会为两块田的界线争执不休，会为了抢种水渠的斜坡恶语相对，会偷偷挖窄一条路来扩张种植面积。
钱大的田阻断了王二家农机的去路。两家人修好时，王二的拖拉机借钱大的田域入地；两家人交恶时，这事情就成了村干部的难题。等到他们倾诉出几十年的矛盾纠葛，我竟没了主意，听起来似乎谁的话都有道理。
从这儿走出去的年轻人，他们一年到头也不会回来几次，留下这些老迈的腿脚，在地里完成最后的耕耘。我听说一些人几年甚至几十年没有再回来过，他们彻底地扎根在了另一片土地。
虽然我毫无征兆地来到这里，但却带着明确的心愿和目的，希望给村庄的人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他们未来能够过上比现在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一直怀疑着自己的能力，我知道他们也在怀疑。
他们，是村庄仅剩的农民，用自己剩下的时间，延续着村庄的生命。但终有一天，他们也会离开村子，或是去到城里，或是埋入土里。而那时候，谁会来接手这里的一切，入住他们的房子，收割他们的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