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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现的三个船台呈水平式平行排列，已在西部发现可能的斜坡式下水滑道。关于造船台的构筑方法，基于对先秦造船技术的不明确，发掘者推测船台是与滑道相结合的，形如现代的铁路轨道一样，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
知道的发掘工作中，由于船台遗迹中发现了秦至汉代的铜钱，年代最晚的是汉文帝四铢半两铜钱其结论是，故而认定这个船场最终废弃填覆于汉初文景年间，不能排除船场始建于汉代初年的可能。
但是江闻记得很清楚，关于造船工场的年代仍是一件模湖不明的事情，而试掘中未发现绝对纪年的资料，仅仅是依靠1号船台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判断年代为公元前240±90年。
再者发掘者根据地层的叠压关系及出土器物的年代特征，并结合有关文献史料，就船场的始建年代、废弃填覆年代以及船场的建造与当时广州地区发生的重大史事的关联，作了初步的推论。
可对于这个遗迹最大的疑议就出现在这里。
要知道如果假定船场是始建于汉初，这期间正是赵佗割据岭南的时候。但在赵佗统治时期，没有任何关于水上活动的记载。再从考古发现看，汉初也有人在船场的附近曾营造过大型宫室，而且规模大，建造相当讲究，船场场地亦因在建筑用地范围以内而被填平了。
因此这个船台的功效有些模凌两可，也可以认为已发掘的这一段走道是属于赵佗称帝之后所营建的大型宫室的一个附属部分。
换个角度来说，假设赵佗当时出于军事或水运交通贸易的需要而创建这样大规模的造船工场，到了文景之前就把它废弃填覆掉，是没有理由也不可能的。然而当时的南越国并未发生什么激烈残酷的水上战争，也不至于在宫室左近建立这样的“兵工厂”。
因此在这个角度判断，有人认为这处船台最初为到达番禺的秦军在此修建造船基地，主要为这场持续多年的统一战争，赶制运输急需的船只，这样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而，这个造船工场始建于秦代统一岭南时期；到了西汉初年的文景之际，即南越赵佗割据称帝之后不再需要，慢慢废弃填覆的。
但以上的关于遗迹始建于秦代的论断，大抵都是建立在推想的基础上的，并没有找到更加确切的线索，也证明不了一处可以营造宫室的土地上修建船台的必要性，这就为后来的思辨争论埋下伏笔。似乎在某一天，原先言之凿凿的发现者们不知为何，开始不遗余力地推翻先前的研究结论，并且越是资深、专业的考古专家，都会在深入研究后得出惊人统一的反驳观点！
根据后来的记述，1976年3月在发掘现场召开的遗址性质鉴定会上，曾经负责发掘的华南工学院的老教授就代表发言，极力言明这里是南越国的建筑遗址，应为南越王台或离宫，并提请地理学者确认此处是番禺山还是海滩，避免对于这处地下五米遗迹的深层次破坏，尽量保证古迹完整性。
舆论风向转变得很快，沸沸扬扬的船台考古逐渐变成了船台与宫室之争，考古工作也被迫停止了下来。
1980年，华南师范学院地理系的一位资深教授在一篇论述广州历史地理的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有力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