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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造船工场”一带地势偏高，“其后又是怎样从‘造船场’变为‘越王宫殿’的一角，这个疑问，并未得到解答”。进而“怀疑不是造船工场遗址，而更有可能是与古番禺城或古广州城有关的建筑遗址”。
等到了1997年，广东省博物馆一位研究员研究多年后也发表文章《广州“造船工场”实为建筑遗存》，认为“船台说”不符合史实，应为干栏楼居建筑，进一步发掘毫无意义，只会破坏原本的宝贵遗迹。
但是船台的说法仍旧存在，挖掘申请也如雪花般飘到了文物部门手中。2000年4—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建筑考古学家在《中国文物报》上连载《南越王宫殿辨——与“船台说”商榷》一文，详列22条理由，对“船台说”进行辩驳，认为这一遗址不可能是船台，而是宫殿遗址的木构建筑基础。
针对反对者的驳议文章，杨教授于8月再发答复文章，认为南越王宫署遗址应定名为宫苑遗址，船台遗址实为一座观景兼具生活起居功能的大型殿堂遗存，所有提出反对意见意图破坏文物的，“都应当承担彻彻底底的一切责任！”
连串诡谲的线索在江闻的脑海中成型，他那颗因为接近真相而砰砰作响的心跳也终于趋于缓慢，只觉得应老道所说出的并非是旷古烁金不曾发现的真相，而只是许许多多人费尽心思想要掩藏的一个事实，只缺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敢于说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
“应老前辈，你说这里是先秦古迹……可有其他的证据？”
江闻不知道是该反驳还是该赞赏他的求真，只得压下脑海中翻腾的念头，等对方给出一个答桉。
面容削长的应老道毫不动摇，对江闻说起了一段罕为人知的历史。
“江掌门，昔年秦始皇派遣国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杀南野之境，一军结余干之水。其余四军皆为步战之君，唯独番禺之都乃是越人水都，其人断发文身，舟舸密集如雨，倏忽聚散难以捉摸，秦人不擅造船，三年未立寸功，乃至于被困在番禺水城中寸步难行。”
“屠睢赫赫善战，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乃以奇计造成水舟杀出城外，与越人战，遂杀西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簿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
应老道指着眼前凄凉残破的溶洞湖泊，还有满地残桩剩挖的荒芜之景，感叹不已地说道，“屠睢的奇计就是在这处地下造船，伺机攻杀越人的水舸，故此早在城皇庙尚未建立，早在广州府杳无踪影，早在这还被称作屠睢城的时候，既有这处古秦船台了！”
这段历史闻所未闻，可屠睢其人江闻还是听说过的，在他为尉的时候后来的南越王赵佗还只是个副将，只可惜因为疏于防备越人袭击，最终身死人手。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惊天动地的一役，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
但这座掩埋在地底溶洞的古船台，似乎仍在诉说着独属于他的故事，眼前硕大无比的冰夷巨像，也承载了生长于黄河流域的秦人，寄托于黄河水神威力攻破敌军的无限期盼，从此永远地扎根在了这片土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