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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夏天就要结束了，父亲说，“你去报名上学吧，反正一天你都泡在水里，上学免得家里人担心。”于是我就杵着竹棍跑到了地处生产大队委员会所属地的小学报名啦。梁校长一看，觉得特不靠谱，这孩子应该很调皮吧，腿都拐了。其实不是。
大概10天前，我祖父养的一头小猪，可能厌倦了猪圈里的生活，自己逃了出来，我就想当一回英雄，帮着祖父去逮猪。小猪是奔着自由而去的，漫山遍野的到处乱窜，它可能是第一次见到蓝天白云，第一次见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个兴奋劲，那个动力，不亚于我们第一次出远门。眼看就要追上了，小猪一个急刹，扭身从斜坡上滑了下去，真的是睿智。我自己也没有多想，一下就跳将下去。人们眼中的蠢猪跑远了，自以为聪明的人却站不起来了。父亲把我背回家，用酒揉揉，说没事，在家老老实实待几天就好了。所以到现在我都不认同蠢猪一词。至于赵本山，范伟的小品中“猪撞树上死了，为什么呢？因为猪不会脑筋急转弯。”那个就更是逗笑的艺术了。
“你叫什么名字呢”梁校长问道。“名字？”出门前，爸妈没有说呀。自己想了想，哥哥班里的一个同学叫杨兵，还比较好听，自己就叫余兵吧。就这样自己回家很得意的告诉父母我的大名叫余兵，爸爸说：“行，哥哥叫余军，你叫余兵，还比较对应。”就这样我和余三娃学名余光辉，余冬娃子学名余发冬就成了同学。
我上一年级时，学校只有4个年级，三个老师，只有梁校长是公办老师，其余两位一位是代课老师（相当于现在的打零工），一位是民办老师（就是没有编制，待遇较低）。全生产大队的孩子基本上都到这里上小学。在我读2年级前，5年级是需要转到人民公社办公所在地上学的。
学校很是简陋，只要一下大雨，教室的屋面就好比水帘洞，泥巴地面很快就变成了泥泞。冬天穿着很单薄的衣服，靠在那冰冷的石桌子上，坐在自己从家里扛去的放的不是很平稳的木凳子，鼻子流着清鼻涕，口里念着大小左右。冬天是最难熬的，一到雨雪天，农村的田坎异常的泥泞、湿滑，我几乎都是连滚带爬的来到学校，衣服裤子全是泥巴，不过最为骄傲的是自己不像有的同学摔在了冬水田里。也因为这个，父亲去县城开会回来，给我买了一双黄色的帆布胶鞋，第一次穿上，睡觉都舍不得脱下。也因为以前都穿妈妈做的布鞋，老分不清左右，每天早上起来穿上胶鞋总要去问问母亲自己穿对没有。“娃儿嘞！又穿反了。”这熟悉的声音总是回响在我的耳边。下雨天放学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跑进灶屋，把脚伸进灰槽（灶边堆积柴火灰的槽子)，让柴火灰把鞋包裹起来吸取水分，让鞋子干的快一点，上学又好穿。
小学的学习课就是语文、数学、劳动课，偶尔上上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好像就上过那么三四次。体育课就是发一个篮球，大家可以耍45分钟。音乐课，许老师就教大家唱《东方红》、《学习**好榜样》、《我爱BJ天安门》、《打靶归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红星照我去战斗》。虽然我们唱的不好，但也觉得挺好玩，尤其是许老师课余拉的二胡，还真是给我们增添了不少享受和神秘感。
由于三个老师要上四个班的课，所以我们有许多自习课，每周还有半天就是劳动课。劳动课更多的就是回去割草交到队里做积肥，称重量计工分。劳动课也是我和小伙伴们欢聚的日子，大家背起背篓，拿起镰刀，沿着田坎，埋下头，飞快的割着野草。“好了，好了，我们开始打狗儿拖了。”先装满背篓的小伙伴吆喝起来。玩当然比劳动更有吸引力，尤其是那个没有多少娱乐的年代。大家迅速的找来一块石板支起，石板后面一人放一把割的野草。然后比赛正式开始。每人手上拿一坨石头站在石板后面开始扔，扔的最远的选手第一个在自己的石头位置趴下，单手、单膝着地，另一只手捡起、举起石头，旁边的小伙伴提起选手的另一只脚掌，一见选手将石头扔向石板，小伙伴就用力拖拽选手的脚掌，以阻止石头击中石板。谁击中，草就归谁，一局结束。有时，割的草全部贡献了，大家就一人一把的给小伙伴凑起，草下放上几根枝丫，看起来满满的一背篓。然后高高兴兴地走向队里去交差。后来工作了，每当提到工作拖后腿，我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起儿时“狗儿拖”的游戏，也许他们真的存在某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