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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击和刺杀是我们最喜欢看的科目了。民兵连长穿着退伍时带回的军服、戴着军帽、穿着军用胶鞋、握着步枪，面向队伍站在前面，真的很威风。五个基干民兵握着步枪站在第一排，后面20多个民兵有的拿着红缨枪、有的拿着木棒依次排开。连长做完示范，旁边侧立。民兵们摆开架式，口中高喊着“托刺刺，杀”，“托刺刺，杀”。手中紧握的棍子微微上翘、双臂内收、棍子左右摆动，再将棍子收到胸前，最后猛地向前踏出一个弓步的同时，双臂奋力前伸。第一排基干民兵的刺刀“嚓嚓嚓”的就扎进了他们扎的稻草人。声音动作配在一起，很有坝坝电影中解放军叔叔训练的感觉。我们也不闲着，掰来田边的桑树枝，跟在后面装模作样的比划着杀的憨扎劲。射击管理很严，好奇的我们是看不到的。
就这样，我们每天的陪练在“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的悦耳的歌声中开启，在总是来得太早的“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的歌声中结束。
粮库是队里堆放粮食的仓库，为方便粮食进出一般都紧靠晒坝而建。粮库还是队里开会议事的场所，也是扫盲班的教室。那时，社员上夜课习字的热情真的很高，好多妈妈都是带着孩子来学习。晚上大家拿着一个煤油灯，齐聚在这里，从一二三四上下左右开始学起。我不得不说，这个夜校加速了社员对知识的认识，对中国的文明进程起到了巨大作用。我的母亲也是从夜校学会了识字，到现在电视剧的字幕基本上都能看懂。妈妈常常自豪的说，世上有什么难的，我没有读过一天书，但我现在除了不会写，读个报纸还是没有多大问题的。
1978年的冬天最是难忘。农村的冬夜总是在炊烟和浓雾中开启，邻居家里的说话声、锅碗瓢盆的撞击声都可闻及。我烧着柴火，两眼注视着母亲，因为晚上吃什么就掌握在母亲手里。“外面好像有人在喊。”母亲说道。我停下拉动风箱的手。“是的，有人在喊‘大哥，救命’。”爸爸跑到屋外，循着呼救声跑去。原来是我的一个堂叔去给正在被隔离审查的弟弟余发贵送夜饭摔在了突然坍塌的桥下。父亲把他扶上来，立即通知我堂祖父。堂祖父首先问道：“面条打倒没有？”
虽然1978年的经济开始好转，但面条还是很金贵的。我晚上最怕家里吃粗面疙瘩、麦麸子汤圆、红薯丝、苞米糊。母亲很惯我，一般都会给我煮一点面条，免得我挑食不吃饿肚子。
余发贵，我堂叔，队里的保管员。因被举报利用看管粮食之便，偷取公粮回家，被大队隔离关在第四生产队。后查无实证，解除职务回家。据他说，其实举报人的目的是想通过他的招供，来搬倒我的父亲。
1979年的春天很快就到了，父亲并没有因为堂叔的事影响他追逐现代化的梦想。在他的带领下，我们队第一个插上了电杆，高屋基在其他人的犹豫中率先用上了电。从此，写作业再也不用点煤油灯了，小伙伴也不用去山上摘柏树油来照明了。
这一年大队也办起了加工厂、药铺、小卖部。学校每学期加收5毛钱的电费。下午老师也开始给我加课。我们几个成绩好的同学吃完晚饭跑去学校，等着住的较远的老师开免费小灶（补课）。就这样，我们一边偷吃着药铺的甘草、享受着好不容易攒足钱买的1毛钱9颗的水果糖，一边没有多少压力的学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