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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宣宗又换了一个人，换了一种方式，在他表示欲尽诛宦官后，他的宰相令狐綯在密奏中这样回复了他：“但人有罪勿舍，职有缺勿补，自然消耗，至于尽矣！”宣宗对这个对策也并不满意，恩义只足以结非紫者，法度亦只足以诛非紫者，己非有长生之术，如何耗得尽这几千着紫的？宣宗没有想到的是，这封密奏在放到御案之前早已过了枢密使的眼。
以宦官押禁军，始于代宗，设置左右中尉一职分押左右禁军在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首任者是窦文场、霍仙鸣，史料载之极明。以宦官接受奏表及向宰相传达帝命，进而参预政事，设置“枢密使”一职，终至于与宰相共参国政，史籍上全无明确记载。在《资治通鉴》中，“枢密”一词首出现在代宗永泰二年（公元766年）：“宦官董秀掌枢密”，再次出现在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当时中书省主书吏与“知枢密”刘光琦相勾结，使宰相亦不得不为之低头。“枢密使”首出现在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时任者为梁守谦。有学者便说“枢密使”乃元和初所置，与之相关的“枢密院”则由宣宗所置，有学者认为设置枢密院以枢密使押领便始于永泰年间。笔者较为认可前者，只是以为“枢密使”之设非是夺相权，乃在分化宦官，使中尉不再干预政事。宣宗欲尽诛宦官而不得，则莫若步武祖考！
像相关史料所表明的，宣宗不独设置了上下枢密院（又唤作内枢密院），还设置了南北宣徽院，名则宠之，实则分枢密使、宣徽使之权为二，使其相互制衡。神禹治水，疏而不堵；阴阳不害，相生相克！枢密使既得参与国政，又统押着天下各镇各州各军的监军，此权过大，剖为上下，再将宣敕传命之权割与宣徽使，如此一来，使得原本只是向外宣索财物以及管领大内诸般杂事的宣徽使得与枢密使相抗。枢密、宣徽同居大内，容易齐心，（中尉居禁苑）再合以南牙百官，则足以制衡中尉。且以“宣徽”、“枢密”作为上迁“中尉”的必由之阶，而非以副使相代，如此则可高枕而卧！
唐宣宗的这种分其权而非削其权——更非削减其利的措施，其得失如何，特别是对于社稷，对于百姓而言，似乎是很难简单论断。后世也有人指出——比如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便指出这种“豺狼当道”，却“只顾狐狸”的行政，正是加速大唐王朝走向分崩离析的一个原因。
而对于砀山午沟里的“朱五经”朱诚来说，宣宗皇帝的清明吏治并没有使他这个“辛苦业儒”的寒门子弟获得什好处，次子和幼子的接连降世在给他带来了短暂的喜悦后，便变成了他长久的巨大的负累。这从他两个儿子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些端倪来，他的次子名存，幼子名温。古人取名，兄弟讲究同气连枝，或重一字，或同其部首，“存”、“温”却不相类，只是协韵罢了。朱诚择此二字，似乎是表示儿子的存养和温饱都成了难事！为此他不得不将后面出生的女儿胡乱送与了人。
其实砀山这个地方，山明水秀，沟河纵横，田亩连云，南北不足百里内便是两条沟通南北的大水——汴河（又称北汴河，为泗水支流）与汴水（即通济渠）。
若朱诚不是死守着他的“五经“，而是降心力耕于田，刍荛于山，渔舟于水，甚至南北逐什一之利，似乎解决一家子的温饱也不是个多大的事。当然这也只是笔者的想象之词，在那么一个豪强兼并田地之世，他也未必有田可耕，有山可伐，有舟可渔的。即便他有，也未必能免于饥寒。毕竟在大中五年（公元851年），进士孙樵给宣宗的上言中便有“百姓男耕女织，不自温饱”的话。
生民为艰，而以儒学教授乡里究竟所得几何呢？毫无疑问朱五经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他并没有轻易放弃自己的本业，或许还期待长子成立后，他如何着有了盘缠，便也要往长安考一回进士的。然而所受与所求的巨大差异，可能不仅在生活上，也在心理上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困扰，最终他早早离世，只留下了一个弱妻三个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