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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父亲那时候的作用，我觉得就是保证自己的身体无恙，长大成人，这就是爷爷奶奶最大的愿望，也是二老人生最大的幸福，因为父亲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活着的动力，是他们的未来和希望。那时候，父亲也是八九岁的男孩了，身体不好，老是生病，但是，自从来到河南沿儿以后，父亲好像也没有生过什么大病。就他原来的大肚皮病，始终没有复发，那种病的学名叫血吸虫病，平时拉肚子发烧，稍不小心就会复发。我的记忆里，父亲不敢吃马齿菜，说这种野菜容易犯这种病。所以，我家里始终不吃这种野菜。我想着，那时候，父亲也会帮忙做家务了，不会像后来所说的，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想干。不过，有一种现象，也可能不是必然的结果，家里大人太勤快太有能耐，孩子可能是什么都不想做，又懒又馋，最终变成窝囊废。看看我们的下一代，好像也有一点，不过，什么事都有例外，有些孩子用心，倒是学会了父亲传给的生存本领。那些艺人手艺人大多数不都是这样传承下去的么？这就看你小时候怎样去教育的了。好的家风最终会传承下去的，这一代不行，下一代也许就会站出来一个继承人，赓续你家的优良传统。我父亲可能属于那种不用心的人，也是被家庭娇惯成性了，打小就不好动，打小就被周围的人保护起来，这也不怨他生性懒惰，后来的生活磨难中，他不也是什么都能干了吗？还干了同龄人都干不好的手艺活呢。这一点就有了爷爷勤奋的基因。
爷爷奶奶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才算真正在东滩村落了户。那时候有没有户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时候爷爷出门也带良民证，那是日伪时期发的。良民证应该是伪政府发的，也应该算是承认了爷爷的村民身份。
日本人投降以后，村里办起一个完小，我父亲就去那里读书了。看来我的爷爷还是重视教育投资的，那时候，温饱尚且不保，他竟然有勇气让孩子去上学。旧社会，穷人上学是一种奢望，解放以后扫除文盲，就是因为多数人上不起学所致。爷爷是逃难来到东滩的，一直给胡家顶地，当帮工，看来爷爷知道学文化的重要性，也可能是受了高人的点拨，从父亲那时候起，我们张家子孙的读书就被摆到了最重要的日程上来。说起来这所小学，那还是我们村出了能人，出了有本事人，有眼光，有远见，超前兴办的私立学校。出资人最早是东滩村胡家魏家汪家和卢家，后来，不知何种原因，魏家汪家和卢家都相继退出，只剩胡清太弟兄，继续办下去。据说，是从1935年左右办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来，抗战结束，从国军里回来一个军官，黄埔生，和胡家又接着联合办学。这个人叫王玉林，是父亲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他对我说过，眼看国共要打仗，他厌烦了，想着自己屁股底下还有几顷地，回来种地办学吧。这就回家和胡清太，胡清雅，还有谁出资我不知道，几个人继续出资办学校。这个学校一直到了九十年代还用着，可以说，这个学校在我们村存在了将近五六十年，我和我的父亲都在这里渡过了小学阶段。原来的老校董，就是我的老师王玉林，他教过我的哥哥和我，一直到我们都上了高中。我父亲是哪一年上的学我记不清楚，就是在土改前上的，那时候，三大战役正打得热闹，父亲就上了小学。父亲上学的时候，已经是十几岁了，那时候在班里还不算是年龄最大的，周围各村的大龄孩子都去上学，南村，大王庄，鲁北街，朱固，瓦坡，青谷堆等村，都有学生去上，还有女孩子也去上学。现在还有个父亲的女同学，八十多岁了，还说和我父亲是同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