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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九七四年升入本校初中部的。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姓杨，男性，大高个子，代我班的语文课。他是开封那厢的人，他是以前这里属于开封管辖时留下来的老师。杨老师是个很有个性的老师，他教语文课也很卖劲。我们都很喜欢他的讲课风格。他讲课是连说带比划，在讲台上来回走，天气稍热时，他往往累得满头大汗。我们都不忍心不好好听讲。我升入初一时，还是两年制。那一年，黄河滩格外开恩，没有把滩中的高粱豆等秋季作物全部带走，只是稍稍发了一通小脾气，就洋洋得意地顺流东进了。这样一来，我们这些黄河滩的原住民们，算是有福了。队里的豆子和高粱收不完，大囤小囤的，交完公粮还能分到足够吃的粮食。这可是少有的丰收年。鉴于队里收割不彻底，留下了不少高粱花生和大豆等，我们学校里看准了这个机会，就号召全校师生大搞勤工俭学。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到滩里去拾黄豆，每个同学都分有任务。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对滩中的地形和拾庄稼那是轻车熟路，每个人都能超额完成任务。只有那些家庭吃商品粮的学生，他们平时不下地劳动，父母在公社或者供销社粮管所等单位工作，属于工资阶层，对于勤工俭学任务有为难情绪。但是，最后也都如数上交了。听说还有的是从亲戚家里要来的豆子。我们这些泥孩子对他们这种行为不屑一顾。这是我们的强项。我们班在几天之内就把教室后边的一片空地堆满了，估计足有两千多斤。几毛一斤，也能卖一千多块钱。那时候，这可是个天文数字。我只知道，我们全班几十个同学的学费和部分文具钱都有了，最后还给每个同学买了一个红背心，上面还印了几个字，忘了是什么内容了，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吧。
把豆子拾回去以后，晚上防止有人偷窃，需要派学生住到教室里看着。我当然是最好的人选。我一是喜欢在漫天野地里睡觉，二是晚上喜欢到处游逛，拿着个弹弓，带着一把手电筒，专打树上的斑鸠和麻雀。打到了，可以煮熟了改善一下。我和守成住到课桌上，天热，也不用盖被子，光着膀子，拿着扇子，穿着小裤衩，呼呼呼地就能睡着。我晚上跑习惯了，就建议守成说：“咱俩去学校后头打斑鸠吧。”学校后头有很多大桐树，还有不少梧桐树，每年都有很多毛毛在校园里飞。上面住着不少斑鸠和花喜鹊，还有不少麻雀等。守成也有弹弓，我们俩当时就拿着弹弓和手电筒去学校后边打斑鸠了。
我们转了半天，斑鸠不是很多，花喜鹊倒是不少，这东西平时没人祸害它，胆子比较大，用手电筒照着它也不飞。平时我也不打这种东西，听说这种东西不好吃，有骚味。这时候，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对守成说：“打几个玩玩儿吧。”守成说：“打它弄啥咧，又不中吃。”我说：“别打死，放到教室里，等明天吓他们一跳。”接着，守成照着，我就打下来四五只花喜鹊。我俩玩到半夜，拿着几只斑鸠和喜鹊回到教室，把喜鹊都放到一边，睡了。
第二天，我发现，地上一只鸟都没有了，我俩感到纳闷，就自言自语起来：
“嘿，不能啊，明明放到地上了，咋就没有了呢？”
忽然，我们听见教室房檐上“呱”的一声叫，随后，几只鸟在屋里飞起来，从这边飞到那边，从房檐上落到课桌上，就是抓不住它。我们担心老师知道了批评，就想把它们轰出教室。打开窗户，拿着一把大扫帚去轰，可是，它们就是不走，在屋里像跳舞一样，呱呱叫着，飞来跳去，就是不出屋。没办法，我们就回家吃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