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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初，我们东滩大队分成两个党支部以后，北村成立了好几个村办企业。规模最大也是投资最大的是橡胶厂，还买了不少机器，招收了不少工人，如果政策再倾斜一些，坚持到现在，那就厉害了，不啻国企。村里还兴办了木业组；兴办了铁业社，就是打铁，几个人围着一个烘炉，在师傅冯家老八的带领下，叮叮当当地捶打。不知道打什么东西，估计是农具之类的，要不就是刀刀剪剪的，没见过大物件。还有村卫生所，那也能算得上集体企业，工作人员都是村里的人，我哥哥是司药，就是医生开好了处方，哥哥照着处方抓药。都拿公分和补贴。我父亲被分配到木业社当会计，他好像还是铁业社的会计。橡胶厂可能不用他管，他没有提过橡胶厂的事情。父亲可能还兼着生产队的会计，因为大队木业社解散的时候，他还是忙着算账，忙着没明没夜地扒拉他的算盘珠子。父亲的算盘有两个，一个是十三档的，一个是十七档的，都是檀木的。他常用的是十三档的，用到最后，那珠子已经磨掉了半个，那竹子做的档杆也几乎透了，扒拉一下，珠子在那算盘上来回地摇动着，似乎要坠落了。就这样的一个算盘，伴随了父亲几十年。我父亲在大队木业社当会计也是天天上班，我去玩过，见到里边有好几个木匠师傅，现在还有几个健在的。在这些集体企业中，我觉得只有木业社最兴旺，因为我看看其它几个企业，大多数都是冷冷清清，人也不多。像那个橡胶厂，有时候就没有人，处于半歇业状态。木业社就不一样，好像总有干不完的活，一直都有人忙忙碌碌。木业工具也不先进，大多数还是手工制造。有个电锯，没有电锤电刨电凿子，都是人在那里手工操作。父亲也跟着学，那时候父亲已经是奔五的中年人了。常言道，人过三十不学艺，父亲就打破了这个常规，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凭着自己的文化知识，很快就掌握了木工的基本知识以及使用工具的技巧。在家里，我父亲还学会了编筐窝篓，用秫秸篾子编席，父亲早年的懒惰，这个时期彻底改掉了，这都是生活所迫。后来我发现，我父亲在家里也干木工活，他也会做一些简单的板凳课桌之类的，家里的工具也逐渐置买齐全了，就连那大锯都有了。我觉得父亲有更大的计划在里边。这个时期我仍然是以玩儿为主，附带着上学淘气。不过，这个时期我好像稳定了一些，那些稀奇古怪的念头稍有收敛。我觉得我对练武术比较上心，平时不是跟着哥哥到王庄找王老师学拳听经，就是带着我的小伙伴们练拳习武。我也有个梦想，那些全国冠军省里冠军的，还有些因为练武出名，拿了名次的，还出演电影，我们心里也盼着有这一天，也盼着能当一个明星，干一番大事业。哥哥的愿望还是能够上大学，将来走出这个黄河滩，走向社会，走到省里，走进BJ城，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都在为这些虚无缥缈的远大前程努力着，父亲也在为他的远大谋划暗里攒着劲。哥哥上次被推荐的事情，对父亲和母亲来说，都是一个打击，他们觉得，只要不走出河滩，不上大学，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最多就是凭着父亲的人脉关系，当个大队小队干部，永远不会有大作为。我家就我弟兄两个，家里没有得力的人是很难站稳脚跟的，单门独户在村里就是一个另类部落，平时不怎么显眼，大家都是和睦相处，笑脸相迎的，到了关键时期，比如投票选举闹摩擦，你就处于劣势群体了。后来，我和哥哥走出黄河滩以后，村里有个干部嫌我弟兄说话多了，暗地里还发狠说，一个外乡人还想在东滩一手遮天？我们来到东滩五六十年，倒成了外乡人了。人到哪里都欺生。说到底，还是我们没有为家乡做出大贡献，对不起家乡的父老乡亲。其实我们平时是很注意这方面的事情的。所以，父亲就是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让我和哥哥走出这个黄河滩，走向他心目中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