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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夏天，我高小毕业，要上中学了。这时，因为镇上没有中学，而大哥已从香港调到上海的银行工作，三哥在南京路一家小百货店当学徒，姐姐在一家护士学校住读，于是，就叫我到上海去上初中。
记得我去上海，是大哥托三位同乡大叔回乡探亲返沪时，顺便把我带去的。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我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就跟他们在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再乘火车到上海。
在旅馆里，三位大叔吃过晚饭就开始打麻将牌，同时，每人叫了一个花枝招展、涂脂抹粉的年青女人坐在身后，她们一边磕瓜子吃零食，一边同大叔们打情骂俏，说说笑笑，十分热闹。
他们说的话，我当时还听不懂。我长得矮小，胆小怕事，不敢到处乱跑，只能坐在一边，看他们打牌。有一位年轻女人，看我好玩，不断地同我说话，当她们知道我是去上海上学时，都夸我福气好，还拿零食给我吃。
他们打牌玩得很晚，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大叔，就叫我先去睡觉。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发现这几个女人还在房间里，只是蓬头垢面，衣服不整，大叔们给了她们一些钱，她们才离去。后来，我才知道，日伪时期妓女很多，嫖娼现象比较普遍。
到上海后，有一位大叔把我送到大哥处，大哥千谢万谢后，他就走了。大哥工作的银行，在英租界BJ路上，靠近河南路口，一座五层高的大楼里，楼下是营业大厅，二楼是职工宿舍。大哥同我已四、五年未见面了，看到我又黑又矮又瘦又土，不禁皱起了眉头，就领着我从银行大门外边，从弄堂里来到他住的二楼集体宿舍。
宿舍是一个大房间，放了十几张单人床，大哥的床位一头靠窗，两边都有别人的床，我到后，就在两床之间，放了一张帆布小床，作为我的卧床。
我从乡下出来，一身农村孩子打扮，穿得太‘土’，上身穿一件农村土布缝制的对襟衫，一条土布短裤，光脚穿一双半新布鞋，在银行穿西装、打领带、光亮皮鞋的职员面前，实在有碍观瞻，也丢面子。
大哥在银行还没有下班时，就领我去到附近商场，买了西式衬衫，短裤，还有袜子，球鞋，让我换上，果然，‘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我马上就变了样，成为清秀可爱的时髦少年。
晚上睡觉前，同宿舍的大哥同事，陆续回到宿舍，大哥就向大家介绍：“这是我小弟！”我也很大方地向大叔大哥们问好。大家看我文静秀气，一身新衣，纷纷夸奖我。说我长得秀气，有个好大哥。大家问长问短，当知道我高小毕业，在全校名列第二时，更夸奖我前途无量。
住了几天以后，我发现这十几个同事，同大哥的关系，有的比较好，有的一般，有的疏远。
同大哥关系好的两位同事，可能是同一科室的，晚上回到宿舍后，就同我一起玩，发现我虽然从乡下来上海，但看过不少书，懂得不少事，在一起说说笑笑，十分开心。有一位同事，认为我身材矮小，与年龄不符，当他知道我在乡下吃不饱饭，营养不良而长不高时，很同情，就叫我站在宿舍房门口的墙跟前，为我量身高，并在墙上做了记号，注明日期，后来，我每次去大哥处，都要为我量一次，看长高了多少。还有一位BJ口音的同事，多次请大哥带我去他家，由他的夫人做不少菜，请我们吃饭。
同大哥关系一般的同事，开始对我也有兴趣，随声附和地问长问短，后来，就各自去做自己的事了。关系疏远的同事，一般不参与问话，只躺在自己床上听，或自己看书。可能他们都不是大哥同一科室的。
后来，大哥告诉我，在宿舍里干什么事，都要轻一点，不要惊动别人，因为有的同事对我住在宿舍里有意见，大家逗我说笑影响了别人休息，所以，我在大哥集体宿舍住到学校开学，就再也不让我去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