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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开学后，我就住到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去，开始了离开家人的独立生活。这时我13岁，从此就要自己管自己了。集体生活由学校统一安排，按时起床，按时就寝，按时吃饭，按时上下课。我身材矮小，又是来自农村的新生，开始很不习惯，经常落在后面。好在我从小在苏州长大，会讲苏州话，与上海人在一起，没有语言障碍，而且我胆小怕事，老实本分，不久我就与同学们和睦相处了。
学校里大多数是走读生，只有少数住读的。住读生里，有的是家在浦东，因回家要过黄浦江，往返不便，才住校的，我是属于极个别的外地学生。每到星期六下午，住校生纷纷回家，只有我无家可归，一个人住在空空的大厅里，很害怕。
到星期一早晨，住校同学陆续返校，都会带一些零食来吃，天冷时，就带用瓶子或饭盒装的红烧肉、油炸带鱼等荤菜，来补充学校比较差的伙食。
当时，住校生是吃包饭，缺少油水，清汤寡水，淡而无味。对我来说，虽然也感到伙食不好，菜不好吃，但比起在乡下吃不饱肚子，要好多了。当然，对于每天都能吃肉吃鱼的同学，我是很羡慕的。
学校放寒假时，我没地方住，就同学校商量后，让我住在学校里。因为老师们放假都回家了，就叫我住在老师们住的小房间里，比住在大厅里要暖和多了。我每天上午外出补习英语，其他时间就在马路上溜达，看到很多上海滩上形形式式的怪事，感觉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里，充满了危险与罪恶。
寒假中，吃饭成了问题，后来，跟包饭的老板商量后，就在他家里搭伙。老板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四方脸，高高的个子，我就叫他‘爷叔’，他挺高兴。在他家吃饭时，他从自己家吃的菜碗里，分出一点菜来给我，坐在一边另吃，这比吃包饭要好多了。
到节假日，有时大哥会把三哥、姐姐和我聚在一起，在小馆子里，点四五个菜，改善一下生活，我就高兴得不得了。
开学后不久天已经比较凉，我还穿短裤，短袖衫，和新买的一件毛背心，穿一双新球鞋。在一个星期天，大哥借了一架照相机，带三哥，姐姐和我一起去外滩公园玩。这是我第一次在上海逛公园，很好奇。听大哥说，过去外滩公园是不准中国人进去的，挂有‘狗与中国人不准入内’的侮辱性牌子。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上海英法租界成为孤岛，才拿掉牌子。
在公园里大哥为我们照了不少相片，后来我保存下来的，只有两张。一张是三哥穿长衫同我一起照的；一张是姐姐穿短袖旗袍同我一起照的。在这以前，我还没有用照相机留下过照片。
上世纪五十年代，具体时间已忘，我从南京回上海探亲，在三哥家里，曾见到过一张全家福照片，上面有父亲、母亲、大哥、二哥、三哥、姐姐和我，我最小，坐在母亲膝上，从时间上推算，可能是在1928年，我不满一周岁时，在照相馆拍的全家福。此后就没有见过1941年以前还有其他照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