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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在上海的亲友不少，从1941年夏到1943年夏，我在上海上初中的两年中，大哥和三哥在节假日，经常带我去串门，有的关系好的，我们去了以后，比较热情，留我们吃饭，我们去的次数就比较多；有的关系一般，不那么热情，我们去过一次，以后就不去了。已记不清去过多少家，有3家印象比较深：
一个是邱家兄弟。记得在一个星期天，三哥说要带我去看望和我们家同一个村子的亲戚，按辈分是我们的表叔。1938年，他们的父亲在家乡闹土匪时，被土匪用火烤伤，不久病故，当时我见过他们弟兄俩。后来，他们怕土匪骚扰，就到上海打工，已经几年不见，所以，我很想看看他们生活得怎么样。
从三哥工作的江西路外滩出发，到南市区，经过左拐右拐的许多小巷子，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在一个小巷子里的石库门房子里找到邱家。他们家只住了二楼一间房子。当时，邱家兄弟都不在家，接待我们的是邱家大哥的老婆，我们叫她‘大娘娘’。她和三哥谈了一些家长话，问我什么时候到上海的，说在乡下见过我，几年不见，长高了。
她说，到上海几年了，虽然两兄弟都有工作，但收入少，只能勉强糊口，所以，住的条件比较差，一家四口只住了一个房间，老二已成家，住在别的地方。我见房间里放了两张大床，当中用布帘隔开，一边是老两口的床，一边是两个孩子的床，还有两张桌子，一张是书桌兼饭桌，一张是放做饭用的煤气炉和锅碗瓢盆，还有一个衣柜，零星杂物摆满房间，看来他们家生活不富裕。谈了一会，大娘娘说要为我们做饭，三哥借故推辞了。
回来时走到南市东门附近一家小饭店，三哥请我吃了饭，点了几个菜，其中有一个叫‘烧划水’，伙计端上来一看，原来是红烧鱼尾巴。当时我想，上海商人真会做生意，鱼尾巴叫划水，不知鱼头叫什么？后来，我问伙计，他说有红烧头尾和沙锅鱼头。
还有一个是陈德宽家。陈德宽家住在BJ西路附近一个弄堂里，自己有一座石库门房子，从前门进去是一天井，左面有一间厢房，走过天井是会客室，后面是厨房，二楼正屋是卧室，三楼是阁楼，后面是晒台。在上海的亲友中，有房产的，只有他一家。听说他做小生意起家，后来积累了资金开了一家商店，有了钱后买了一座房子，当时在上海是很不容易的事。
大哥带我去的那一天，是他家办寿辰，摆了几桌酒席请亲朋好友，大哥是带了寿礼去的。大哥要我叫他舅舅，叫他老婆舅母。见面后，大哥介绍说我是四弟，他们说我长大了，可能我很小时候，他们见过我。自从母亲去世后，我就没有去亲戚家串过门，所以，我除了叫一声舅舅舅母外，也不懂应酬，不知道说什么好。在他家吃了一顿丰盛的酒席，也是第一次吃酒席。
后来，1946年，我在中国实业银行工作期间，又曾去过他家，记得还同他家儿子一起在他家亭子间住了一个晚上。1948年，听说大哥曾租借他家亭子间当宿舍。之后，我因上夜校，没有时间玩，就没有再去过。后来，听说他做投机买卖失败，开的店也关了门。
最后一个是许家兄弟。许心钊、许心泉兄弟俩是我们父亲的大姑妈的孙子，是我们的表兄。1937年，我和姐姐在镇上读小学时，在他们家代饭，是他们的母亲为我们做饭，当时，他们已去上海打工，所以，没有见过面。
去许家是大哥带我去的，他家住在沪西麦根路附近一条街道的弄堂里，也是石库门楼房，进大门是一个天井，天井右面是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正屋，也就是他们家租的房子。房间内放了一张双人床，一张吃饭并打麻将用的方桌，一张大立柜，一张梳桩台，几张椅子，活动的空间就很小了，在双人床上面，还做了一个阁楼，放衣箱等杂物，还放了一副行李，可以睡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