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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到1943年夏，我十四岁到十五岁，上南洋中学初中二年级，住在‘大姑啊’家，地址在福州路[上海人叫四马路]中段一条南北向的小街上。这一带正是有名的红灯区，是妓女出没最多的地方。我刚去时并不知道，因为晚上我都在家复习功课，从不下楼，更不到街上去。
记得有几次星期天，我去看望大哥三哥，回家时已九点多钟，在四马路上遇到不少涂脂抹粉的年轻女人，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女人陪着，站在马路边上，看到有单身男人走过，两个女人就走上前去，一边一个拉住男人，说：“先生！到阿拉屋里去白相白相！”有的男人不说什么，就跟两个女人走了。有的男人不愿去，说：“阿拉有事体，没有空！”两个女人仍纠缠不休，不肯放手，直到男人发火骂人才放手。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野妓拉客。
我住的地方楼下就是性病[当时叫花柳病]诊所，老板兼医师就是‘大姑啊’的小叔子，我叫他‘爷叔’。他雇了一个男帮工，不到三十岁，苏北人，长得五大三粗，为人直爽。由于我经常在上学时经过诊所，时间长了，就跟他熟悉了，我就叫他‘阿哥’，他很高兴。我每天早晨上学比较早，由于诊所还没有开门，所以，都是从后门出去，经过弄堂到街上去。同他熟悉以后，他每天都起得很早，让我从前面诊所出去，就少走不少路，所以，我很感谢他。
有时，星期天没有事，我就到楼下诊所里去玩，记得有一次，‘爷叔’不在，只有我和男帮工两个人，我就好奇地问他，诊所是看什么病的？他说，外面牌子上不是写了嘛，是看花柳病。我就问，什么是花柳病？他笑了，说就是生殖器上长东西，看我还是不懂，就去找了一本彩色的性病画册给我看。我第一次看到男女生殖器上，生长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还有梅毒，淋病，白浊等莫名其妙的病名，既好奇又害怕。
他又带我到诊所里面手术室，去看做手术用的专用床和各种器械，并拿了一种像鸭嘴样长长的钳子，告诉我说，有的重病人，里外都溃烂了，用它扒开检查时，病人会痛得叫喊并晃动，就要用劲按住她，不让她乱动，看了真可怜。他说到诊所来看病的，多数是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妓女，也有三四十岁的，她们一天要接十几个客，很快就得了杨梅疮，一直到比较严重时，老板才允许她们来看病，做手术，打606[治性病的药]，都是很痛苦的。
他说，他们乡下的年青人，到上海来打工，有的不知利害，在四马路‘打野鸡’，就是玩妓女，结果得了杨梅疮，回去就传染给老婆，乡下人不知是什么病，也没有钱买药治病，最后，下身溃烂而死。
我当时已处在青春期，所见所闻虽然一知半解，但实际上是接受了性教育，知道妓女是碰不得的。
‘爷叔’是医生，四十多岁，平时穿一件白大褂，高高的个子，白白的四方脸，长得很帅气。他家在离诊所不远的一条街道的弄堂里，我曾跟‘大姑啊’去过他家，我叫他的老婆‘娘娘’，即叔母，平时在家做做饭，打打麻将，住在一座石库门房子的二楼正屋里，两个孩子住在亭子间里，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爷叔’和男帮工平时轮流回家吃饭，只有病人多回不了家时，才送饭。
由于我当时发育不太好，长得矮小，所以，‘爷叔’把我当小孩看待，有时星期天，我去诊所玩，‘爷叔’同男帮工谈家常，并不回避我。他们谈得比较多的话题是女人的事。
记得有一次，‘爷叔’讲到上海的妓女，说有高、中、下三等。高等的，如有名的交际花一类的，大都由有钱的大官僚，大老板包养；中等的，活动于舞厅、酒楼、饭店，或在专门的妓院，找她们的多数是比较富裕的小官僚、高级职员等人；下等的，就是站在马路边上拉客的野妓，找她们的大多是打工仔，外地来的过往客人，上海人叫‘打野鸡’。当妓女的大多是被卖或被骗来的穷人家女孩，没有人身自由，得了花柳病也没有钱治疗，妓院老板或老鸨，只顾挣钱，直到她们青春耗尽，或病重死去。爷叔说，上海还有男妓，叫‘相公’，专为有钱的姨太太，老寡妇，提供性服务。
当时，在上海租界上，受西方文化影响，男女关系比较开放，除了妓女比较多，男女在一起发生性关系叫‘轧姘头’，如果在内地就会被人看不起，叫奸夫淫妇，甚至有的封建势力强大的地方，会被处死。在上海，‘轧姘头’现象很多，一般不算什么问题。
‘爷叔’还说，他是学医的，年轻时玩过很多女人，但从来没有去玩妓女，因为妓女得花柳病的比较普遍，玩一次就可能得病。他的‘姘头’都是一些小家碧玉、女学生、少奶奶、姨太太，都比较干净，没有得花柳病的危险。双方在一起，主要是玩玩，图个新鲜。
‘爷叔’对自己的性能力和性技巧都很自豪，讲起来眉飞色舞。他说年轻时，身体结实，所以，很多女人追求他，主动找他玩，后来，找他的女人多了，应付不了，只好躲起来。结婚以后，就不再同她们来往。
我当时已处在青春期，对‘爷叔’讲的男女性事，一知半解，既有促进我性发育的一面，也有告诫的一面，后来，我在上海工作几年，一直洁身自好，没有做过出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