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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读书期间，独立生活，自己照顾自己。不论是在集体宿舍还是在亲戚家，每天生活起居，起床，上学，吃饭，睡觉，都要自己来适应，锻炼了独立生活能力。同时，看到上海繁华都市的贫富差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钱的阔佬、大亨，享受汽车洋房、酒楼饭店、金钱美女，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而穷人流离失所，沿街讨乞，忍饥挨饿，出卖肉体，卖淫拉客，冻死街头。在我年少的心目中，认为是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造成的，认为只有赶走日本鬼子，抗战胜利了，才有希望。
父亲当时在西北干什么工作，我不知道，因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本鬼子占领，父亲与大哥失去联系，在经济上，只能靠大哥工资维持，全家生活十分困难。
大哥仍在上海盐业银行任职员，住在集体宿舍，要负担我在上海读书的费用，还要负担乡下六口人，舅母，大嫂，妹妹，弟弟和两个侄儿的生活。
三哥从1938年15岁到上海后，先在南京路一家小百货店当学徒，后来，在江西路一家小钱庄当学徒。记得我去找他时，小钱庄就在江西路离外滩不远的一条小街上，店面临街，就一间房子，房间当中是柜台，里面是店员工作的地方，外面是顾客活动场所。吃饭是外面送来的包饭，所以，我每次去找他，都没有在那里吃过饭。如碰上三哥他们在吃饭，我只好站在一边等着。有时，三哥给我一点钱，让我自己到街上去买饭吃。我一般都是去小面馆，吃一碗阳春面，很难得吃一碗大肉面或排骨面。小钱庄没有宿舍，晚上，就睡在柜台上，或打地铺。后来，三哥到正明银行工作，才住上集体宿舍，生活条件才得到改善。
姐姐1938年到上海时才13岁，1941年夏，我到上海时，她仍在上护士学校，是住读生，平时我们很少见面，只有同大哥三哥在一起时，才见面，在外滩公园照相那一次就是如此。直到1946年，我到中国实业银行工作时，曾到她工作的中美医院去找过她，那时她住在集体宿舍，我没有进去过，只在她工作的医院走廊里见面。记得我在医院门口托人去叫她，姐姐出来后，就问我有什么事，我说完事后，就告辞走了，她没有叫我进去坐坐。
对老家乡下的情况，只知道生活很艰苦。1942年夏天学校放暑假，我没有地方住，就回到乡下过夏天，每天仍是吃菜粥，萝卜干，到开学前才回上海，是大嫂送我走了很长的路，到一个小车站上的火车。从此，我就没有再见过大嫂。
1943年夏，学校放暑假后，大哥告诉我，他和三哥一起去过镇江老家，把妹妹，弟弟，两个侄儿接了出来，现在住在苏州三姨娘家，要我去苏州上学，并照顾好妹妹，弟弟和两个侄儿。当时，我感到很突然，就问大哥：“那舅母和阿姐呢！”大哥说：“她们仍留在乡下，随她们去吧！”大哥为什么不告诉我真正的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到了苏州后，才听说是大嫂在乡下不守妇道，弄得满城风雨，大哥听说后，经过了解，情况属实，当时又没有离婚的说法，于是才下决心与大嫂决裂，把孩子们接了出来。我想，大嫂平时是很泼辣的，在同母亲吵架时，讲话尖刻，把母亲气得要命；在同二嫂打架时，把二嫂气得去跳河；这次她能让大哥把孩子带走，就像挖她的心头肉，肯定是她做了对不起大哥的事，自觉理亏，才没有大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