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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在食堂排队取饭时，陈站长悄悄地对我说：“易一文，你这个学习小组长干得不错，学习兽医悟性也高。今后省、县里如有什么兽医培训班一类的业务进修活动，我会推荐你去的。好好学、好好干，我们公社兽医站今后也需要新人进来；听说现在外地在搞母猪的人工配种，这方面也需要人手。”
陈站长的话既激励人，又暖人心。当时，我也暗下决心好好学习，今后一旦有机会到更大的平台去发展，也不辜负陈站长的栽培之恩。事实上，我在后来二年的大队赤脚兽医行医中，医术水平已能胜任大队赤脚兽医工作，不但自己大队的牲畜有病，不再请公社兽医站医生下来，尤其是在阉割方面，其他大队的赤脚兽医一般都不愿一人去农户或生产队做手术，害怕手术不顺利时要担责。碰到有阉割任务，赤脚兽医情愿花费脚力赶到公社兽医站站请陈站长接诊，有时找不到陈站长，他们还会不惧路远到我大队请我去做手术。阉割手术，说到底，技术含量并不高，它是一项经验积累的工作，手术做得越多成功率越高。在这期间，也曾外出参加业务培训，也掌握了人工配种技术，但再也没有听到陈站长对我说起要让我到公社社兽医站工作的事，哪怕是先从临时工做起。二年过后，我就离开了大队，赤脚善医的行医经历也只能成为我人生历程中的一段回忆了。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可能当时陈站长对我说的话：“好好干，我们需要人”。他自己也许并不怎么清楚，公社兽医站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编制，国家发工资。我一个知青，身份是人民公社社员、农民。农民怎么可能变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即使是个有用之人，也仅是借调使用。‘借’是真的，‘调’是假的，借调一阵子，工作完了，还得回到生产队。我在1968年2月就曾被借调到公社某个部门协助工作，半年过后，工作告一段落，还是回到生产队，身分还是社员、农民。
隔天，我们三人又跟随李医生出诊。夏季农村成年猪发病率较高、一类疾病主要是菌毒混合感染的高热病；另一类是咳嗽、气喘的呼吸道感染。这二类病治疗难度较大，发病时，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治疗，死亡率较高。李医生带着我们所到的病猪社员家，有几户李医生已来过几次。
李医生告诉我们：“一旦发现病猪高热40℃至42℃，弓背，走路不稳，大便干燥，身上已出现红色紫斑，不思饮食，就要告知病猪主人已没有治疗价值，不需要再用药浪费钱财，还应该要求病猪的主人，病猪死后要深埋，不能食用。”
那天，从燕南大队回来的路上，我与李医生并排骑着车：“李医生，今日有空闲，你的‘正楷故事’可以接着讲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