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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除了生产队得到的分红，另外大队给予我担任赤脚兽医的补贴，两笔钱加起来过了300元，扣除在生产队一年的预支钱款和口粮后，我得到200元左右的现金。这笔钱怎么用，我心中早已计划好了：首先，我要买一块表。因为经常有社会活动，得有个时间观念，手上没有一块表，非常不方便。其次，该添置一些衣服。下乡这几年，基本上没有做过一件像样的衣服，有些衣服还是刚下乡插队时置办的。这几年身体结实多了，有些衣服把人裹得像粽子，该换了。最后，稍留些零用钱外，余额交给父母以尽孝道。家中现在已不再需要我的分红钱贴补家用，我下面的大弟也下乡插队了，所以家中仅剩2个弟弟，生活不再那么拮据。从父母的口中知道，他们希望我明年开始把从黄土地里“抠”出来的钱存起来。
为了李医生提亲一事，我也利用到县城购置兽药时征求了父母意见。父母态度很明确，不干涉我的婚姻，一切由我自己决定。父母只是像在拉家常一样告诉我，现在每年街道居委会都有知青下乡，还没有听说过什么地方有知青回城的，倒是在街坊邻居中经常会听到谁谁人家的女孩嫁给了插队所在大队的刚退伍的复员军人，谁谁人家的男孩子入赘，做了上门女婿，谁谁人家们的两位男女知青相恋，未婚先孕，因为不是合法怀孕，必须堕胎，还要托关系、走后门到医院做人流手术，男女两家大人在手术室外相对着流泪。
我明白父母心里想的。他们作为父母，在儿子的终身大事上没有一点儿作为，也就放弃了父母该尽的一份责任，甚至一句建议的话都没有。
1970年元旦过后的一天下午，我专门到土桥大队叫上张正华一起赶到徐晓明家里，我想听一听他俩关于李医生提亲一事的看法。
到了徐晓明家里，只见一家人正忙着准备往上海亲家送年货。徐晓明告诉我：“老婆元旦前夕回的上海，再有2个月就要“生产”了。生孩子还是在上海大医院安全。”
“对，还是应该到医院。”张正华是过来人，他懂。
徐晓明接着说：“再说了，现在邻里间的闲话比以前少得多了，就这么一件事，嚼过几回舌头根子后，再说已没有什么听众了。众邻里有不少家庭的孩子都在外面支边、插队、下农场，半斤对八两，理解万岁。倒是看见我老婆腆着个大肚子回娘家，迎来了大家羡慕惊喜的眼光，对着我丈人、丈母娘说：‘好啊！老阿哥、老阿婆，要升级当外公外婆哉，恭喜’。所以我岳父母和老婆也不再拒绝我登门，我也识相，送上东西就走，从不在丈人家过夜。”
三人在堂屋坐定，我把李医生做媒一事及女方家情况这样长那样短一说，他俩对望一眼，还是徐晓明嘴快：“易一文，这个事要应下来。李医生有眼光，能替你找到这样一家请你‘上门’，机缘难得，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去跟女方见见面，女方外貌、身材如果长得还可以，就相互交往一阵子，进一步了解一下性格脾性，看看是不是能在一起过日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