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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遇到的神秘事件之八
王轻奇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1983年10月初，国庆节后，因为我所在的祁阳县机械厂的一套军工产品“443野战汽车随车修理工具“出了质量问题，厂领导派技术科的我和厂里总检尹才山二人去JL市的用户某部队去调查质量问题情况以利整改，(厂里部分产品是生产军工产品，另一部分生产农用运输四轮车，当时有一位连级军官军代表长驻厂里)，我当时正承担农用运输四轮车的前桥转向系统的设计任务之中，很高兴有机会出远差到东三省去，这还是我从1982年7月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第一次出远差，而且军工产品是厂里当时重要利润来源，听厂里许多老同事自豪又叹息地对我说，因1979年自卫还击战，军工产品赚大钱，1979一年间，厂里纯利润达到一百五十多万元，厂长在全厂大会上自豪地说“我们厂这今年赚的这一百五十多万纯利，我们全厂150多人一辈子坐吃也够了“，(我那时月工资是37.5+5(补贴)合计42.5元)(那时候的万元户凤毛鳞角是非常牛的富人了)，为什么老话说“枪打出头鸟“呢，这话一传开，立即马上被县政府知道了，厂长、书记二人被请去县政府喝了一回茶，带回一面锦旗，回厂就乖乖地把那一百五十万元全数上交县政府，这巨额利润眼睁睁被县政府没收了。
我与老尹乘火车赶往JL市，在BJ转车停留一天，准备第二天游故宫，傍晚，我和老尹二人走在宽阔笔直又非常干净的长安大街上，心里肃然起敬，那时我吸烟，我吸完一支烟后，却没有象往常那样把烟头随手丢在马路上，而是捏着吸剩的烟头走了很长一段路，才将带着我体温的烟头认真而庄重地丢进街边垃圾桶里。
☐次日，按计划游故宫，故宫里建筑群雄壮观，雕梁画栋，十分震撼，我和尹才山二人都心情激动又愉悦，目不暇接赶紧边走边看，生怕看不完，来到皇帝寝宫时，忽听老尹大叫道“我操他妈的，皇帝住这么好的屋，我有一间这样的就好了！“，引得周围游客纷纷侧目，我狠狠地横了他一眼，老尹象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不再说话。那时，因为我是厂里唯一一个新大学生(那年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发话，大专院校毕业生充实基层，我这与祁阳的同学分配到本县，还是父亲带着找到县人事局办公室李日华主任帮忙才被分配到效益又离家近的祁阳县机械厂)住在厂里的一间单身宿舍，对住房没有迫切感觉，多年后才明白，房子成了全中国人民终生的痛和不堪承受的重负！
到了JL市下车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路遇一位大姐问附近的酒店，大姐热情地告知最不远处的一家酒店，接着说“你们来的时间好，要是早几个月在“严打“之前来，夜晚有很多年轻人抢劫，很不安全“，我暗自庆幸。
第二天，找到该部队，一位后勤李部长热情接待了我们，安排住在部队招待所后，让我们先休息半天，与李部长闲聊时，得知他也是湖南人，双方就更亲切了。
下午李部长就领着我们到军械库看产品，他介绍质量问题情况，我做记录，同时与老尹还询问了一些问题点，半天就结束工作了。回到招待所，李部长说什么时候返回，给我们买车票，我说明天就返回，李部长说那给你们买明天晚上的车票，明天白天可以在JL市区逛逛，我说行。驻军部队后勤与当地交通部门有密切关系的，好搞车票，我们吃住由部队招待，白天在JL市区逛街一天，傍晚，李部长送来2张吉林到沈阳的卧铺票，并亲自并着军用吉普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并送上火车，才挥手告别。
在沈阳停留时，因为，出发前借差旅费时，我填的是500元，财务经理审批为400元，结果，到沈阳时，我们二人没钱了，只好打电话给厂里汇100元钱来，正是礼拜天，厂里放假，还是厂财务部出纳老曾与我关系好，先从自己身上拿100元到邮局汇给在沈阳一旅馆等着的我俩。
在沈阳街上坐公交车，有一幕令我动容:每当上来一位老人或带小孩的妇女时，车上多人站起来让坐，我本来有座位，受到感染，也站起来让座给一位带着一个5，6岁女孩的妇女，那妇女抱着小女孩落坐后，对小女孩说“说谢谢叔叔“，听着小女孩稚嫩而悦耳的童音说“谢謝叔叔“时，我心里甜滋滋的，感觉用手拉着公交车上的吊环，并不辛苦。
收到汇款，立即买到武汉的火车坐位票，到达武汉休息一天，走在脏乱差的武汉街头，我吸完一支烟，习惯性地随手将烟头丢在马路上，随即我一惊“怎么在BJ
街头，我能捏差烟头走很远才认真地把烟头丢进路边垃圾桶，在武汉，却不能坚持这一好习惯，就象在北方几个城市坐公交车我主动让坐，但在南方城市坐公交车，我绝对不会让座的。
街头丢烟头和公交车让座两件截然不同的习惯让我沉思了良久，人的行为是与环境影响强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