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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河东会盛产开国帝王？河东节度使又有什么特殊的“职位优势”呢？所谓河东地区，是指黄河“几”字形河曲处北向南流向主河道以东、太行山以西地区，包括今天山西省中部、北部大部，及陕西、宁夏、内蒙各一部。此地在唐朝，是李唐皇室的龙兴之地，其中太原城更是唐高祖李渊的起兵之所，被唐朝定为北京，其地位仅次于长安、洛阳。
这个地方山河环绕、地势险峻：北部有长城天险，可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南部有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二州倚黄河为屏障，可抵挡中原王朝军队向北进犯；东有太行山，可限制卢龙、魏博、成德等河北强藩的西征；西有戈壁大漠，可隔断党项、回鹘、阻卜等蕃部的威胁。由此可见，河东地区的地理形势，使其成为典型的易守难攻之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便形容河东是“襟带河、汾，翼蔽关、洛，推为雄胜”。不论是谁想要征服这里，都势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李克用割据河东，虽遭后梁朱温毁灭性打击。但仍可凭借泽、潞防线死死坚持，最终由李存勖转败为胜；强悍如契丹铁骑，也几度在长城的雁门关等地被以逸待劳的河东军打得满地找牙。而且，晋中、晋北地势较高，故而从河东出兵，无论是向东进攻河北藩镇，还是南下进攻中原腹地，都能够“居高临下，势如破竹”，凭借骑兵高速的机动能力，很快就能突破敌军防线，进而兵临城下。更何况从河东出发向东或向南用兵，两个方向上都是大平原，几乎无险可守，这更可令以骑兵为主的河东军队毫不费力地大踏步实施战略机动，牵着敌人鼻子走，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都是率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开封或洛阳，一战便攻取中原都城，从而奠定大业。
故而自唐朝起，中原政权便在此屯驻重兵戍守。唐朝设河东节度使之职时，便在驻军五万五千，以防备突厥、契丹。而且，河东因为邻近游牧民族聚集区，境内本身也有不少游牧民族，特别是昭武九姓和沙陀族居多，这些部族弓马娴熟、能征善战，所以历任河东节度使都十分注意招揽这些部族中的精锐编入部队，这就使河东能够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在冷兵器时代，强大的骑兵就是最具威力的战略机动力量，这是河东集团能够在唐末五代呼风唤雨的最为重要的军事资本。
而为了统御这些骄兵悍将，非有名望、资历、本领最为出色的将帅不能镇守之。所以自后唐开始，河东节度使全部由本朝头号大将出任，石敬瑭、刘知远无一例外都是如此。兵强将也强，猛将配精兵，这在靠武力吃饭、凭军功闯天下的五代乱世中，自然能够成就五代天子三代出河东的特殊现象。翻看整个五代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名头响亮、在史籍中着墨甚多的杰出人物，源自河东集团者可谓数不胜数。一部《旧五代史》，列传中的文臣武将出身河东集团的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
随着后来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宣告终结，但河东节度使一职从此成了历代皇帝和朝臣们关注的热点。
北宋建立后的第二年，宋太祖赵匡胤便向赵普咨询平息战乱、长治久安之策。鉴于唐朝安史之乱造成的危害，赵普提出了“削藩三大纲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稍夺其权”，是指逐渐收夺藩镇的行政权；“制其钱谷”，是指收缴藩镇的财富，收夺藩镇的财政权；“收其精兵”，是指收编藩镇的精锐部队，收夺藩镇的兵权。
藩镇管辖的州府称为“支郡”。唐朝末年，为了镇压黄巢起义，州府长官刺史往往由武人担任，还拥有一州兵权；临时代理官员则称为权知军州事（简称“知州”）。这些州府长官或拥兵自立，或由藩镇节度使控制，早已脱离了朝廷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