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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控制了地方的州政、县政;而要收夺藩镇的行政权,自然就要收夺州、县的行政权。这种在老虎嘴里拔牙的事情,必须等待时机。建隆四年(963)四月,北宋先后灭掉荆南、湖南两个割据政权,两地旧有的藩镇体系也随之解体。宋太祖抓住机会,延续了周世宗的做法,没有再在新吞并的地区任命新的节度使,而是将这里的州县全部直隶朝廷,实际上罢废了支郡。此后,随着北宋逐渐吞并南方诸国,越来越多的州县在行政上直属中央,支郡制度在南方不复存在。在中央与地方实力此消彼长之际,宋太祖又任命高级文官(“朝官”)到北方的藩镇去做知州、州县,逐步架空节度使的行政权力。到了太平兴国二年(977),也就是宋太祖去世、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的第二年,节度使支郡制度终于被彻底废除。
有钱有粮,节度使就不愁养兵。而这正是藩镇割据一方的基础。所以,在夺回行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又悄无声息地将手伸向了节度使的钱口袋。自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起,中央与地方一直实行财税三分制,也就是将地方征收的财税分成三份,一份上缴中央,称为上供;一份由节度使调用,称为送使;还有一份留给州府自己使用,称为留州。乾德二年(964),在赵普的建议下,宋太祖又下诏,命令各州每年所收田租、商税,除了留在州中用于日常开支外,其余的货币一律送往京师。宋太祖动用了金融手段。开宝三年(970)五月,宋太祖在开封开设便钱务,规定商人可以将现钱交给国库,然后由便钱务发给票据,商人凭票到各州府取款。由于此前宋太祖的两道“乾德诏令”,已经使地方财税全部以留州名义挂在朝廷名下,这就为便钱务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样,国库不断吸纳商人的货币,而各州府以留州名义虚报截留的货币却被商人兑换走,地方的货币变相流入朝廷的国库。在专业化的金融手段和其他各项政策的配合下,“制其钱谷”完美收官。而且,便钱务成立时,大规模的节度使迁调、罢免工作已经开始,自顾不暇的节度使再也无力公然反抗朝廷。
与“制其钱谷”类似,为了“收其精兵”,宋太祖也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早在建隆二年(961)五月,太祖便下诏,要求藩镇提升那些骁勇善战的精锐士兵的个人等级。这道诏令获得了广大藩镇的积极响应。因为藩镇登记的精锐士兵越多,就越有理由截留更多的财税,从而就越有财力雇佣更多的士兵,供养更多的军队,然后对抗朝廷。藩镇想得很美,却没想到因此掉进了太祖的陷阱。乾德三年(965)八月,太祖终于公开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发布了开国以来第一道收编地方精兵的诏令。收兵令要求藩镇将精锐士兵送至开封,由朝廷的军头司负责拣选,符合标准的就留下补入禁军,不符合的就退回藩镇。由于有了四年前的准备,朝廷早已掌握了藩镇精兵的实际人数,使得藩镇无法瞒报。就这样,宋太祖将骁勇之士选送京城,编入中央禁军,将各地军队中的精英集中到京师。全国的精锐部队被征集到首都开封,藩镇军队走向衰落。逐渐的,地方军队只留下了老弱病残,他们不再出征,只负责铺路、盖房、疏通河道、维护治安之类的工作,被称为“厢军”。作为战斗序列的地方部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