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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又该如何保证收回来的权力不再失去呢？还得靠制度。首先是地方行政权。虽然宋太祖用朝官知州、知县取代了节度使，但还是担心知州权力过大，因而又设立了通判。通判地位在知州之下，与知州同理一州之政，俨然是一州的二把手；通判还对知州有监察权，俗称“监州”。二者互相制约，都难以一支独大。宋太宗在罢废支郡制度后，又将全国划分为15个路。历经演变，路级机构逐渐形成主管财政、司法、监察的转运使司，主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司，主管救济、水利、茶盐等的提举常平司，以及主管军事的安抚使司。四个路级机构互不统属，甚至连驻地、辖区都不同，它们互相监察，互相牵制，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的死而复生。
与收夺行政权和财政权相比，收夺地方兵权后，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浮出水面：地方部队消失了，谁来维护地方治安和边镇安全？既然厢军不行，就只能靠禁军。第一原则是内外相制。太祖将十万禁军驻京，十万禁军外派地方。一旦京师生变，各路兵马就能联合起来，讨伐不臣；而一地一州的禁军，又不足以发动颠覆天下的兵变。第二原则是更戍法。其实用禁军进驻地方的办法，五代时期也用过。刚开始的时候，这些禁军能够对当地藩镇形成威慑。可久而久之，屯驻在地方的禁军反而成了地方部队，与藩镇兵合二为一，反而加强了藩镇势力。宋太祖的一系列集权政策和制度组合拳，彻底解决了这些历史难题。中唐以来的兵祸，以及兵祸引发的政治动乱，至此彻底根除。
没有实权的节度使，从此失去了往日雄风。然而，宋代的文臣武将，仍然对节度使的虚衔趋之若鹜，这又是为什么呢？节度使也是一种“军衔”。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做殿前都点检时，曾领归德军节度使。显然，赵匡胤的权柄来自禁军，他也并不去归德军做地方大员，但节度使的身份，却表示他是当时最高级别的武将。宋代节度使失去权力后，身份标识的作用被继承下来，依然是武官最高级别的阶官。任命节度使的程序，与选拔宰相、册封亲王公主相当。正因如此，宋真宗宠信的宦官刘承珪才会在临死前，希望得到节度使的称号；一代名将岳飞，也因为在32岁拜节度使而倍感自豪。
又扯远了。不是说北宋吗？怎么又扯到南宋了？
扯远了？那就说说最近的，再说说苏轼。
怎么到哪里都离不开苏轼呢？因为，我说过，只要一提起宋朝，苏轼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且，铁牛还想告诉您一个惊天秘密——我的顶头上司、殿前司殿前都指挥使大人梁师成是苏轼的“私生子”！
您信吗？这可不是我污蔑我的顶头上司。是有据可查的。据记载，苏轼远谪之时，将家中侍婢送与梁氏友人，侍婢不足月而生梁师成。因此，梁师成自称“苏轼出子”、“苏氏遗体”。这也未遭到苏家的否认。
苏轼被蔡京打成“元佑奸党”之后，全面封禁他的文章。蔡京权势滔天，没有几人敢为苏轼发声。作为太监梁师成，深得宋徽宗信任。蔡京父子对他也要献媚攀附，京城人视他为“隐相”，他兼任百十个官职。当时，苏轼的文章被禁被毁，梁师成主动向宋徽宗诉委屈说：“我的先辈有何罪？”此后苏轼的文章才慢慢流行。梁师成对苏轼的后人也很照顾，据说顾及兄弟情谊，甚至对家中账房说：“凡小苏学士用钱，一万贯以下，不必告我，照付就是。”
现在，您相信了吗？
我本来想说一说我这位顶头上司梁师成其人，结果说来说去，扯了这么多。其实，铁牛只想说，不管梁师成的“河东节度使”一职权利是大是小，但他绝不是个小官。能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是梁师成在宋徽宗时代帝王将相心目中，忠诚度和战斗力方面地位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