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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祐二十五年夏天，攸侯雍下令重新划定大邑商的氏族。
之前宗祐帝敕定宗姓，等于建立起双姓制度——“宗”表示父系传承，“姓”表示母系传承。
本来，这个时代并非人人都拥有氏名，更别说是姓了。
然而攸雍非常清楚，随着大邑商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自己一直以来所推行的政道，最大的弱点逐渐浮现——
当初他为了直接掌握奄阳以及攸原的基层人口，越过血缘氏族的架构而构建“户—里—坊制度”，如今这个制度已经逼近它的操作极限！
具体原因有很多，但主要症结是以下三点：
第一，很多人既没有姓，也没有氏名，只有自己的私名。攸雍改制之前，如果要定位到具体某个人，只能先跟这个氏族的族长打交道，然后再由族长透过血缘纽带，一层层地往下找！
换句话说，周人统治华夏之后所建立的宗法制以及分封制，不过是把既有的血缘氏族架构，来一个系统化和建制化而已，国君对于基层民众的有效统治程度，甚至还比不上文乙和武辛时期的大邑商。
文乙和武辛，按照雷翰晨那个时空的说法就是帝乙和帝辛。
由于二十多年前的攸雍改制，商族人的日名制度有所修改，历代先君一律追尊帝号，为了不出现“帝帝乙”以及“帝帝辛”这类贻笑大方的名称，于是改称为文乙、武辛。
身为【气运之子】，攸雍的见识，是超越这个时代自身而向雷翰晨本人趋近的。既然要直接掌握基层人口，那么大规模的赐姓命氏，就是迟早要做的事情，既然早晚都要做，为什么不趁现在就做？
第二，东迁至今三十余年，大邑商的社会生态已经出现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甲骨文字，虽然富于艺术感，学习难度实在不低——对于七夷和六夷来说，尤为困难，而且字库太少，早就不堪使用。
第三，大邑商如今还没有一种轻便价廉的书写材料，光靠木简、帛书记录户籍以及进出城门的次数和时间，同样是越来越费劲。
在攸雍看来，后面那两个技术问题，他只需要让底下的商族工匠和夷匠们想办法，至于文化传统、社会体制的修改，就必须由他本人亲自执行。
这个时候的大邑商，并不存在姓氏合流的情况。按照商族人的集体心理，姓属于万世不易的家族标记，至于氏，却是能够因时因地而制宜的。
攸雍正是基于这一点，首先筹划出宗姓制度。
㗉（lüè）宗以及卣（yǒu）宗，是按照父系来传承的姓氏，他们组成整个大邑商最尊贵的阶层。
包括条氏在内的殷民十一族，则定为娀（sōng）姓。虽然这是按照母系而传承的姓氏，然而商族人，尤其之前聚居在暮歌的旧殷民们，大多是采取族内婚，因此他们身为次一等的尊贵阶层，这是没有问题的。
在公在私，牟颇都属于攸雍的友人，因此赢姓的地位，只是比娀（sōng）姓稍微低一点点，而娵（jū）姓的混血儿们，则又稍逊于赢姓。
姒（sì）、妘（yún）、妫（guī）、姞（jí）、妊（rèn），这五个古姓的获赐对象都是臣服于大邑商的夷人，论阶层地位，自然属于最低的一批。
说到底，两宗八姓之间，彼此显然是要分出个高低的。否则攸雍就不可能安抚住商族人，让他们慢慢消化这个由自己一手创造的新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