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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学问也没做很明确的具体分类。诸多学问中，也只有算学、天文历法、医学等等从上古浑然一体的学问当中独立出去。哲学的研究内容，也就主要围绕本体和认知来展开。
理学与心学之别，也就是这些方面的观点有些差异。
现在王守仁再上一层楼，不再拘泥于心学或者单纯理学的框架。
这固然有王守仁悟性非常人可比的原因，但在杨廷和看来，朱厚熜那“偶有所得”的一些说法，也实在过于发人深省了一些。
想到这里，他对四儿子说道：“你既能中举，其他学问倒不必再细细钻研了。这实践学与辩证法之精妙，不只是为父，诸位参策也都深为叹服。为父平日里与你已经有些对谈，如今又有王守仁这五卷书，你且安心研习，不必执着于后年会试。三五年后，世人必明学问大道何处。”
杨枕有些震撼地问：“三五年？”
什么学问，不是在天下读书人心目当中经过了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争辩才会被更多人接受？
是因为这实践学的背后是陛下吗？可学问的事，终究要经得住辩才行。
杨廷和挥了挥手：“回去继续读吧，为父把这第三卷读完再歇息。”
其实最耐人寻味的是物之理的提出。万物之理，是最容易看得见、摸得着、得到明证的学问。这些学问也全都被纳入了这儒学的新发展实践学当中，学问的可证、可行，都不再只是言辞思辩。
再者，若陛下说的这一套东西那么好找到错漏之处，以杨廷和这些人的功底，又岂会这么热心呢？
今人胜古人……今后，恐怕也不必称孔庙了，称儒庙如何？
那么大成文宣先师及其弟子一殿之外，如何不能再添理学一殿、实践学一殿？
陛下说了，万事万物本就是发展着的！
杨廷和想着自己“新党党魁”的身份，认认真真地阅读着王守仁的成果。
他也希望自己能有所启发，著书立说。
等到嘉靖五年新法推行全国，他也年近七十，应该激流勇退了才是。
功业，他杨廷和已经不缺了；而这新学“登基”的过程里，他杨廷和还缺很多！
京城之中，士子和官员们这次有了不得不参与也必定需要参与的热议话题。
皇帝只因为黎贯讥讽他猜疑已死去多年的孔子而打了他廷杖，其他引经据典就事论事的，皇帝都欣然鼓励。
现在王守仁的那本书只在大家的口口相传中，具体的文本，许多人还没资格读到。
可是那句话已经传了出来。
从无百代不移之学，也无万世不变之法。
求知是行，行而有知。知有真谬，行之便明。真知有时而变，行而验之改之。知之行之有功，方为一时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