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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朝廷也并非没有类似的一些构想，但是都是零碎的，而且不太全面，或者没有系统整体性的东西，没有书面定制的东西确定下来，到最后变成什么样子，也就没有一个约束性了。
比如在军务上提出要解决辽东问题，但是具体刻画，如何保障这一目标的实施，更多的兵部内部的计议，然后再来和户部乃至内阁扯皮，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嬗变走形。
“举个例子，现在陕西那边都感受到了土豆和番薯的好处，事实上在南直的北部一些府州我也在支持推广，山西也有一些地方试点，效果能够得到证明，但地方上惰性却始终官员们对这些新生事物有所保留和抵触，都习惯性地等一等拖一拖看一看，那么朝廷在明知这类作物会极大缓解山区和干旱地区的民众湖口问题，是不是就该有所行动？比如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目标任务，像陕西三年必须要实现种植一百万亩土豆八十万亩番薯，山西要实现一百二......十万亩土豆和六十万亩红薯，又或者江南省要实现一百万亩土豆和番薯，实现平均亩产一千二百斤，……”
柴恪笑了起来，“紫英，你说的这个容易，但是朝廷下了规划方略，地方上要应付上边肯定会采取各种办法来湖弄，甚至可能变成伤民残民之策，这些地方官员的德操你不能太指望，……”
“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我知道硬性指标下达下去，一些地方完不成，或者不愿意干，就会各种走偏或者变着法子欺哄上官，但是都察院是做什么的，你不能只盯着这些官员个人品行清廉，而忽略了这些官员能不能做事，在我看来，有些时候能不能做事比他贪不贪更重要，你说一个知府贪墨了两千两银子和因为做事得力避免了三五万流民灾民变成乱民，谁更重要？”
柴恪摇头：“紫英，你说的这二者并非矛盾的，……”
“我知道，我只是打个比方，我们当然希望有德才兼备的官员，但现实中更多的是庸碌不看浑浑噩噩混日子的官员居多，我们得用规则迫使这些人动起来，要么滚蛋，要么做事，做好做坏另说，起码你得要做事儿，可恰恰我们大周朝上下喜欢在位置上等靠要的官员就太多了一些，从不想自己怎么来替朝廷分忧，要么作伪邀功媚上，要么就是死乞白赖耍横喊苦叫穷，……”
和柴恪的探讨是让冯紫英很舒心的一件事儿，既没有和齐永泰、乔应甲、官应震那么多约束，他站的高度又要比自己那些同学更高一些，所以很有点儿兄长的感觉。
虽然在很多问题上和冯紫英的观点不尽一致，但是柴恪还是赞同朝廷的确应当制定一个较为长期的规划，同时要有得力可用的手段来保证这些规划中的目标实现，尤其是在官员考核机制上应当要重重的加上一笔这个，而非像以往那样对官员考核更多的是靠......所谓官声和上官的认可度，你连朝廷制定下发的目标都做不好完不成，怎么体现你的能力，就凭你把一帮地方士绅关系维护得好，或者送礼讨好上官让他替你说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