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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施卫宁和罗才荣都不是在各自本公社读高中的。他们所读的那所高中，是面向了三个县的边界地域而招生的。
当施卫宁一边任生产队会计，一边在家中暗暗钻研各门功课数月之后，国家最高行政部门就授权国家教育部门向全体民众公布了当年高校招生的与往年迥异的新办法了。当然，说是全新的办法也未必妥当，因为，他基本上是十多年前高校招生制度和方法的回归。但不管怎么说，当初施卫宁父亲听来的消息，是完全得到证实了。施卫宁的提前起跑，具有了实用价值。
施卫宁又被一张纸质的通知招回到了高中母校。
已经毕业了的学生怎么会又被招回母校的呢？
原来，母校的教导主任和当时毕业班的班主任们举行了碰头会，把收藏在教务处旧木柜里的档案资料翻找了出来，查看了往届各毕业生在学校期间的分数档案，从中选择了成绩较优异者作为重点培植对象，向这些重点对象一一发出了返校邀请，把他们招来进行重点训练，以便向各高等学校发起更有效的冲刺，施卫宁自然也在这重点培植的对象之中。
但是，没有收到书面邀请的已经毕业了的学子们，也有好多赶来母校了。他们未必对高考抱有多大的信心和把握，但，观望心理，好奇心理，凑热闹心理，侥幸心理，还是不那么容易泯灭的。于是，校长室门前的小操场上，就聚集了数百名往年好几届的毕业生。
老师们用木头架子撑起了两块大黑板，让大黑板并列面对着往届的毕业生们，政治、语文、数学等各门功课的老师，就轮流着站到黑板前给大家授课。大家有的在前几排坐着，有的在后排站着听课。当年授课的老师们，确实的，没有收取大家的一分钱费用。当时市场经济的思维，还没有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更没有繁盛、蓬勃而壮大。人们挣钱的渠道，还远远的没有向多方面拓展，甚至有的人还没有突破原有经济模式的定轨。
不需要铃声，老师宣布一下即为课间休息的指令。休息的指令一下，大家就四散开去，多数人都首先涌向那一半是瓦房一半是露天的厕所。当施卫宁小解完毕向一边的甬道漫步不到二十来米的时候，一抬头，即看到了罗才荣的脸。
罗才荣没有开口说话，而只是微笑着望着他。
“你也来啦！”施卫宁先开口问候她，“初考之后，你准备报考哪个科啊？”——因为那特殊时期的十来年，高校招生也接近停顿了十来年，这接近半代的人，从来没有获取过报考高等学校的权利和机会，现在机会的闸门一打开，大家都拥挤到闸门的前面来了，挤破门槛或挤破脑袋迸出脑浆，就成了古老文明大国教育史上的奇特景观了。
办法多于困难。主管教育的官员们一攒集，就想出妙招来了：先举行一个初试，淘汰掉一大批考生，而后再进行复试，选出凤毛麟角来。要能够进入复试阶段，考生也必须具有相当的实力才行，这和体育竞技的规则应该是类似的。刚才施卫宁询问罗才荣“初考之后报考哪个科”，即是指罗才荣初试胜出后是报考理工类还是报考文史类。其实，在施卫宁看来，依据罗才荣学业的实力，罗才荣要想获得复试的资格，是相当困难的。但既然罗才荣也准备拼搏一番，施卫宁就没有什么理由说出任何不吉利的话了。图喜庆，图吉利，当着人的面不直捣其墙，说话含蓄而弯弯绕，大约也是国人的特点。
不过，罗才荣对自己的实力具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她似乎很是了解自己有几斤几两，她对施卫宁说：“我不行啊，我哪里考得上啊，我只是来考玩玩的。反正人人都可以报一报的。”
施卫宁：“报考的人这么多，三十几岁的，十六七岁的，而录取的人又是那么少，谁确保能考上啊，大家都是来碰碰运气的罢了。但是，瞎猫也许能碰到个死耗子。”
就这样，两个年轻的男女生，在毕业之后两年多，因为高校招生制度的恢复，而又走到一起了。这人生还真是没有个定准儿。罗才荣白天在自己所属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坚持劳作，晚上，则骑自行车来参加老师的集体辅导；施卫宁，白天在生产队任会计，也在家自我复习一段时间，晚上，同样是骑自行车，到母校来参加补习班。学校在最南边两县的边界地方，罗才荣的家在学校西北边大约有五六华里；施卫宁的家在最北边，离罗才荣的家大概也有四五华里的路程。施卫宁在前往学校的路途中，一般提前来到罗才荣家南边的一座叫“罗家桥”的大桥附近等她一同前往。
二十来天过去了，往届十多届的学子被分解到县城及各公社中小学里参加高考的初试。年老的三十几岁，有的已经有了一两个小孩；年轻的十七八岁，多半还没有恋爱过。这样特殊的景观，给教育史提供了带有国粹性质的版本，给施卫宁们留下了久久值得回味的记忆。
不出施卫宁和罗才荣所料，施卫宁顺利通过了初试，当然，具体成绩是无从查阅的了；罗才荣被淘汰了。她似乎一点也不悲伤，她早已料定了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