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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哪里，我哪里有什么美事！”我赶忙笑着摇头，然后一本正经地解释，“我想，如果没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姐又怎么会突然回国呢？我知道她合约上订的是三年呐。”
“哼，还三年，你以为我姐提前回来是牵挂你？”我明白她在为飞霞打抱不平。
“恐怕确实牵挂我，这点你就没有我了解她了。”我故意逗她，脸上布满洋洋得意。
“别臭美！”飞霞妹妹一扬眉毛，半是责备半是无奈地说，“她在美国不适应，天气寒冷，工作又苦又累，加上去时身体虚弱，连续感冒咳嗽，美国公司建议她回国治疗，还不是因为你！”
原来如此。
一种自责、内疚的情绪揪紧我的心。
如果不闹离婚，她至于食不知味身体虚弱吗？
如果她不想挽回这场婚姻，她会逃离战场去美国打工吗？
望着往后面飞去的树木、田野、河流、蓝天，我一时默然不语。
在上海住了一宿，第二天上午我们去虹桥机场。站在机场旅客出口处，我们搜寻着飞霞的身影。
“到了，到了！”飞霞妹妹兴奋地叫着。
我把目光拉向远处，只见飞霞背上背着，肩上扛着，手里推着，正向出口处赶来。
隐隐约约地，一些咳嗽声好像传进我耳朵，当飞霞看得愈来愈清楚的时候，这种声音也愈来愈大。直到飞霞走得快要到我跟前，我才悲痛地发觉，这声音就出自飞霞之口。
那重重的咳嗽声，每一声都撞击着我的心，让我深切感受到发自骨髓的疼痛。
接过她的包袱与行李，再看看她的脸庞，黑而且瘦，眼睛几乎大了一圈。
每咳嗽一次，她都在气喘，我都能听到气流经过她喉咙时那种快要被阻塞的上气不接下气的粗哑声。她不断咳嗽，她呼吸困难，她痛苦异常。
我赶忙喊了一辆出租车，去上海汽车站。
当我们回到芦花荡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2点。稍作洗漱，飞霞妹妹就先休息了。
我没有与飞霞多谈什么，事实上她一直咳嗽，几乎没有多少平静的时候，怎么能跟她多谈话呢。躺在床上，耳边都是她粗重、浑浊而又吃力的咳嗽声。我们都没有睡着。
一声声咳嗽，让我一遍又一遍地作出决定：明天带她去省城医院！
快要睡着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徐空兰，两手向她抓去，好像抓住了她的身子，而徐空兰也热烈地抓着我，火热的脸颊紧紧靠近我的胸脯。当我意识到紧紧抱在怀中的不是徐空兰而是自己妻子的时候，我已欲罢不能。
我痛苦地闭上眼睛，竭力想像拥抱着的是徐空兰，释放着强烈膨胀的激情。
第二天，我们就去了省城结核医院。第一天血检、拍片。第二天医生看片，胶片上有一大块黑斑。
老医生问飞霞：“以前你咳嗽过吗？”
飞霞摇了摇头，一脸茫然。
老医生又说：“你仔细想想，有没有咳嗽过较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