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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市立医院同样没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也不能凭借现代化的医疗手段判断出父亲到底是得了脑溢血还是脑血栓；而这两种病的治疗方法又是截然相反，如果是脑溢血就必须马上想方设法修补病人已经破裂的脑血管；如果是脑血栓则必须马上疏通病人已经堵塞了的脑血管。
两种病症的医疗方法截然不同，而在没有现代化医疗设备的条件下，想仅凭医生的经验比较准确地诊断出是脑溢血还是脑血栓是不可能的；那就只有等待，一周后让时间来说明父亲到底是患了脑溢血还是脑血栓。
一周后，父亲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但整个左侧半边身子瘫痪，而且失去了语言能力，从此后再也不能开口说话，医生们从各个方面综合判断，得出了一个众口一词的结论：那就是父亲得的是脑血栓，而不是脑溢血；于是大夫们开始采取治疗脑血栓的传统方法—口服中草药和西药，另外注射针剂。但为时已晚；父亲在市立医院住了近一个月的院，病情一直不见好转，直至出院一直都是瘫痪在床，半边身子不能动弹，且口不能言。
父亲回到家里后，我除了在校给孩子们上课时间不能脱身外，其余大部分时光都是陪侍在父亲的病榻之侧，为父亲喂水喂饭，端屎端尿；或为父亲按摩不能动弹的左手臂和左腿，或按摩父亲由于整日卧床不起而膨胀如鼓的肚腹。
当我看见父亲由于消化不良而几天都拉不出屎来时的痛苦之状时，便也痛苦得无以复加，为了减轻父亲的痛苦，我经常用手指为父亲从肛门里抠出坚硬如石的大肠里的积粪。
我几乎天天都默默地立在窗前，衷心地馨香祷祝父亲早日康复；在某一定的程度上，我确实是做到了古人所说的温席扇枕，衔环结草报父恩；与此同时大哥也经常回家为病榻上的父亲干这干那，嘘寒问暖，陪侍在父亲左右。而住在父母居室隔壁、近在咫尺的混账二哥很少过门来探视父亲的病情，对卧床不起的父亲不闻不问，漠不关心。
我为父亲先后接二连三地花高价请了几位自诩能妙手回春、会针灸的江湖医生为父亲治病，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父亲的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而这其中最劳累、最辛苦的人恐怕就是母亲，母亲必须为父亲的一日三餐绞尽脑汁，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那个年代整个国家都物质匮乏，一切稍上档次的物品都得凭票供应，父亲每天需要的牛奶根本订不到，奶粉更是稀罕物，百货商店里根本不见奶粉的芳踪，我只好把我自己家里每月供应的油、肉、鱼、蛋等统统拿到了父亲家，每逢过年过节国家供应给各家各户的点心糖果也都拿给父亲享用。
从我父亲中风瘫痪在床上的那一时刻始，一直到父亲病逝的三年中，我每天都风雨无阻地于早、中、晚三次骑着我那辆破自行车疲于奔命地往返于父亲家与学校之间，对病榻之上的父亲按摩推拿，极尽我之所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冬天冒着砭人肌骨的严寒，夏天顶着酷热难当的烈日，跑到父亲的病榻前嘘寒问暖，我对老父亲可谓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仰不愧天，俯不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