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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动工了，家里的积蓄、粮食越来越少。请匠人，晚上都得喝酒吃肉。母亲开始为开销发愁。每晚我和哥哥都上桌子与匠人们一起吃晚饭，把肉夹在碗里不吃，然后悄悄送回灶屋为下一顿晚饭做准备。
三间屋外大雨，屋内小雨的大瓦房终于修完了，借了不少粮食、欠了一些工钱。家里的生活明显不如从前，我们三兄妹都在长身体，需要食物。妈妈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每天往锅里多加一些水。喝完三大碗稀饭，躺在家里的竹椅上，只要翻动身体都能听到胃里水的哐当声。妈妈担心几个孩子吃不饱，在寒假时，把最挑食的我送到了外婆家里，吃着外婆从罐子里费劲掏出来的上面长着白毛（其实就是长霉了）的熬制熟了的猪肉，那个满足感简直无法言表。
5月学校照例放一周农忙假，这是社员抢收麦子、豌豆，抢种苞米、红薯、插栽秧苗的最忙季节。大一点的孩子，都会去社里干活，为家里挣一点工分。我就提个篮子沿着田坎去扒拉挂在路边杂草上、树上的豌豆藤。那时收割豌豆都是先把豌豆藤割下来，打成捆，挑到队上的晒坝后再把豌豆荚摘下分给社员。收获还不错，满心喜悦的回到离家30多米的田坎上。这时在田边割草的谭家湾的一个高年级学生直瞪瞪的看着我和篮子里的豌豆藤。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眼光吓傻了。于是就慌里慌张的把篮子放进了我家旁边的红薯窖（在地上挖的用来存放红薯的地窖）里。自己逃而远之。傍晚，父亲两手空空的回来了，今天分豌豆，我们家一粒也没有。我的成果被举报了，经过计量偷拿队里的豌豆藤2斤。父亲是退伍军人，是共产党员，是生产队长，肯定不能容忍这种事件发生在自己家里，决定今天分给家里的十斤豌豆荚全部交公作为处罚。我把经过说明后，父母什么也没有说，可我心痛的跟刀绞了似的。10斤碗豆荚对我家是何等的珍贵。
一年多的清汤寡水的日子过得好漫长，母亲的腿、脸肿的越来越严重了，一按一个窝。母亲实在熬不下去了，到了公社医院，医生诊断后说这个是肾炎，必须吃药，还需要好好休息。开了几副中药，回家赶紧熬制。妈妈想要自己快速好起来、快速回到地里挣工分养家，每天都喝几大碗。可是由于拖得时间太久，已是慢性肾炎，再说那时的医疗条件也的确有限，母亲的慢性肾炎直到现在也未痊愈。
要生存，就得想办法。妈妈提出，下地干重活困难，就养队里的牛吧。那时的牛是生产工具，是队里的固定资产，是犁田、翻土、收红薯的好帮手，可金贵啦。养牛，工分不算低，还比较轻松。可是5头牛让谁交出来呢？父亲采用了现代管理中的“末位淘汰制”，组织队里干部通过评比将队里的一头养的瘦得快要散架、牛毛稀疏可数，甚至让人不得不质疑“壮如牛”，“多如牛毛”的这些比喻的真实性的一头牛交给了母亲。也是从这次开始队里有了每半年评比一次耕牛的标准：相当于以牛的三围的变化做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