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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制度，全家人都像服了兴奋剂一样，情绪空前高涨。我和哥哥是不用说了，那是不走也得走，后边有人推着瞧着呢。我去东乡八中以后，冬天住在学校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随着操场的哨音，沿着大操场的边缘跑步。等那东方的晨曦微露时，我们都走进教室，开始读书。下了早自习，我们一窝蜂地往寝室里跑。那时候我没有住在大寝室里，我的然智舅舅住在老家，他家离学校有十来里的路程。我就住在他的住室里。他的住室是寝办合一，我就在他的床头设了一个小木床，晚上一个人在屋里读书背英语。一个人很静，效率好像比那大教室高些。说起来东乡八中，南河五中，和我们村里的高中比较起来，我们所谓的村办高中真的成了一个笑话。先说师资力量方面的悬殊，东乡八中有好几个老牌大学毕业生，我的然智老师是BJ师范大学毕业，我们的物理老师是张南乡，他是武汉地质大学毕业，教我们数学的是朱照和老师，新乡师范学院毕业，还有一年纪的姚贵生老师，是老河南大学毕业。姚老师从八中调到KF市以后，当了开封教委主任。还有教化学的张克仁老师，也是新乡师范学院毕业。我们的段校长校长不叫校长，叫主任。段主任后来去了教育局当了教育科长。他可是地地道道的抗美援朝转业回来的老革命，老干部。我们的教导主任乔主任，干瘦，精神头挺好，每天领着我们上早操，声音挺大。他教我们政治，我高考那一年，他猜出来的政治题，占了四十分。他曾经在大会上讲，不客气地说，如果不是因为各种愿意，他猜出来的题还会更多。这就是我们八中的师资力量，就是现在有些高中也不具备这样高学历高水平的师资队伍。
师资队伍的素质是很高，但是，对于我来说，不一定就是好事。我去的头一天，我们班的学生，一下就去了一百多人，整个教室就装不下，一些已经过了上学年龄的大龄青年，都是抱着参加高考分食一杯羹的心理去的，年龄最大的比我会大出个七八岁来。听说有个豹同学都已经结过婚了。我们班看着实在是不成话，就分成了文科理科两个班。我是理科班的，这样一来，班级规模就小下去了。我上的第一课是化学课，是张克仁老师讲的。他身体不太好，肝上有病，脸色发黄，他被特许坐着授课。他讲课的声音很小，我努力去听，勉强能够听到。最让我头疼的倒不是声音，而是他手里拿着的一本高中化学教材，厚厚的，翻开里边都是一些化学方程式，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些东西。我当时就怀疑我们的村办高中用的课本和这个不一样，这是个很正规的教材，内容很多，也很深奥，我以前就没有见过。张老师讲过以后，我如同听天书，满脑子都是一盆糊涂酱。没有办法，只有从头再来。我在东滩村办学校的那种优势心理早已荡然无存，我看着那些从来就没有见过的的公式定律概念等，就只剩下皱眉头的份儿了。数学课还好一些，原因是我们的朱老师是个很细致很钻研很幽默的人，他一堂课就给我们讲一道数学题，他解析一道函数题，从黑板的左上角开始书写，一直写到黑板的右下角，最后划上一个大句号，下课。他的手一直抖擞着，他说是心脏二尖瓣狭窄，一喝酒就不抖了。他的举一反三，他的思维缜密，他的刻薄无情，你想装聋作哑故意学不会都难。他是个爱说闲话的人，说话不太计较，不管是得罪人还是不得罪人，统统说了。他给我们讲直线距离最短，他在黑板上划了好几条线，我们似乎都已经明白了。但他担心有些同学还是记不住这个论断，就说“狗都知道直线最短”。他比喻说，你扔给狗一块骨头，狗不会拐个弯儿去捡，而是直走过去。这以后谁再不知道直线距离最短，谁就不如狗聪明。最后，他敲着黑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