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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转学去东乡八中，不是我一个人，因为那里的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高，高学历老师特别集中，有开封的，也有县南的，本地老师不多。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我们离八中近些的南河籍的学生都去那里上学。这当然与我二舅和然智舅舅有直接关系，这期间介绍过去的好几个同学都是他俩办的。我开始是和我们村一个姓吴的女生一块儿去的，她是我二妗的小妹妹，比我大几岁，我喊她姨的，她也想通过复习参加高考，最终也是没有结果的结果。学校离我们家十二里地，我们步行去上学，我们拿着干粮咸菜，穿过王庄那片树林，翻过几个沙岗，然后走小路来到大堤上，翻过黄河大堤，穿过东乡村，来到村西头，就来到了八中。后来又有一个王庄的同学，姓王，叫不起名字了，他也在八中上过一年，也是不声不响地毕业了。听说他去了外地，不像是在家干农业的。再后来，曹庄村也有两个同学，一个姓曹，一个姓校，也都是半路出家，到东乡八中去碰运气的。也是“小虫跟着蝙蝠飞——光熬眼儿不吃啥儿。”吃了几天学校的熬米饭，排了几天长队，最后，拿到高中毕业证回家去了。我的陪伴都是昙花一现就消失了，就我一个不知疲倦的，带着家庭的希望，带着奶奶给做的黑谷轮馍馍，乐此不疲地踽踽独行在东滩至东乡八中那条蜿蜒曲折的沙土路上。那是一条没有退路的道路，也是一条走出农村的路，走出黄河滩的路，走向商品粮的路。我当时也没有想过，如果考不上......
八中这个学校建校不是很早，学校是一高一低两处，据说这就是东乡的孔子“回车庙”处，有历史底蕴的。也有人说，当时的日伪县政府也设在这里。办公区域是在高岗上，当年黄河花园口开口，水就上不去。那里有老师的住室和办公室，都是寝办合一。教导处就在中间，那是乔老师的防区，学校的命令和制度，好消息和坏消息，都是从那里发出来的。那时候的学校主任老段，老革命，抗美援朝老兵，平时什么都不管，只看好他的厨房。他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同志，说话语速很快，声音不大，不过，他有个爱好，喜欢吃肉，所以他体型较胖。那时候都知道段主任的“大葱大姜”，就是说，煮肉的时候，一定要多放葱姜。我现在才知道，人家不是不管闲事，那是顺其自然，大象无形，大智若愚。不是我师兄的那种晃着脑袋背诵的“大道至简”，人家的“大道”是在心里存着的，从外表看不出来。我们的教室是在学校北边的一个大坑里，一排四个教室。东头后来又招来两班初中生，全公社的中学生都在这里。岗上西头也有几个教室和学生住室。我们的教室前边是个大操场，非常的大，地面每天都扫得很干净，也是我们各班的卫生区。学校西边是个沟，里边的水经常哗哗地流着，不下雨也有水，不知道是从哪里过来的水源。
我开始是住在然智老师的住室里，我从家里拿来的黑谷轮馍馍，放在一个布兜里，一般都是一吃一个星期。天气冷的时候，我的馍馍可以放得时间长一些；天气暖和一点，我的馍馍就开始变馊了，馍上长出来一些白毛毛。学校里有个大伙房，负责给学生馏馍，我们就把自己的馍馍拿去放在那大笼格里，摞的高高的。第二天开饭的时候，大家都去争着寻找自己的馍馍。东乡那时候都种稻子，条件比我们东滩好些，好多学生都不吃黑馍了，最少也是白面里掺上一点黑面，或者是做成花卷馍。我的馍是纯杂粮的，就这还不能保证春季能接上新粮食。我当时有点儿虚荣心，怕别人笑话，穷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笑贫不笑娼么。我就不去馏馍，吃干馍喝白开水。只有非馏不可时，比如馍上长了白醭，发黏了，这才拿去偷偷地放在大笼屉上，反正馍多，谁也不知道哪个是我的馍。至于学校每天熬的那一锅大米饭，我是很难抢到手的。人多，就那么一锅饭，根本就不够。当时也叫排队，可学生都围着锅，把碗伸过去，叫着“万师傅舀我咧”，跟骂人似的。我不善于抢饭，大部分是提着我的黑馍就走了。有的条件特别好的，都是吃的“一块面”，白馍，老是被那些调皮的学生给“拿错了”。我不担心，我在那里上了两年学，从来没有同学把我的馍拿错了，这一点同学们还是比较照顾我的。我们班有个叫安彦军的同学，他是新寨的。他比我厉害，他每天都能第一个舀到一碗大米粥，甚至还能舀到第二碗，那粥顺着他的碗沿儿往下流，他边走还边歪着脑袋去舔。他是个很瘦很利索的人，平时爱和人较劲，他拿着碗从攒动的人头上伸过去，喊着“万师傅舀我咧”，把那老万气得没法。安彦军看我舀不到米粥，对我深表同情，他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他先把自己的碗舀满了，递给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