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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我排行第五，但是，因为过去一般家庭都不把女孩算在排行里，所以，都叫我老四。
大哥1917年生，比我大十一岁，从我记事起，他就外出工作。当时，家中人口多，生活虽能温饱，但并不富裕，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男孩十五、六岁就外出当学徒，所以，大哥在我脑子里没有什么印象，直到1935年，大哥回家结婚，才留下印象。听说大哥在上海的银行当学徒，后来调到香港的银行当职员。大哥回家结婚时，戴眼镜，穿西装，长得很帅气，带回几大篓子南方水果，有香蕉，菠萝，芒果等，有的我第一次见到，稀罕的不得了。大哥还送给我几枚香港辅币小银毫和铜仙[相当内地的角、分硬币]我就当宝贝一样藏起来，经常拿出来把玩。大哥结婚不久，就回香港工作，直到母亲病故，才回来奔丧，送全家到镇江老家，安葬母亲后，又回香港。
大嫂是母亲的亲侄女，听哥哥们说，她的父母，也就是我们的舅舅舅母，当时住在南京。她父亲吸鸦片烟，败了家，为了搞钱买毒品，准备把她卖到妓院去，她知道后，连夜发电报给母亲，请求母亲救她。母亲接电报后，立即亲自赶到南京，把她带回家来，因她的年龄与大哥差不多，父母就作主，把大哥叫回来和她结了婚，成为我们的大嫂。母亲把她接来后，要我们叫她‘阿姐’，所以，我们一直这样称呼，从未叫过大嫂。1936年，大嫂生了大侄。
二哥1920年生，比我大八岁，我幼年受他的影响较大。印象中二哥身强力壮，高个子，很帅气，有时给我看胳膊上鼓起的肌肉，故意把肌肉弄得一跳一跳的，叫我用手去摸，说里面有一只小老鼠在跳，我还真相信，并很羡慕。记得家里的重活，母亲都会叫二哥去干，如在后门码头上买了稻草、木材，搬到柴房的阁楼上去；秋天腌菜时，用脚踩菜，搬洗大水缸；夏天把西瓜放在井里浸凉后，吃的时候捞起来等。有时他趁母亲不在跟前，用两条胳膊架在井上，身体悬在井中，把我们吓得叫起来，怕他掉到井里去。二哥在学校学了不少抗日歌曲，回家就教我们唱，还跟我们讲日本侵略中国的故事。我特别爱听他讲故事，什么白眉侠客，用针插在眼皮上的吊眼侠客，飞檐走壁的偷富济贫侠客；还有鬼故事，什么吊死鬼，牛头马面，黑白无常等，既爱听，又害怕，以至晚上一个人不敢到黑屋子去睡觉。平时二哥也带我们做游戏，教我们踢毽子，猜子，下棋。直到他去上海当学徒，我一直很想念他。记得他在上海当学徒期间，被日本鬼子飞机扔的炸弹炸伤，回到家里养伤，手臂上缠满白纱布，同我们讲了不少上海抗日的故事，使我小小年纪就知道日本很坏。
三哥1923年生，小名‘三啊’，比我大五岁。二哥外出谋生后，三哥就顶上他的位子，帮母亲干活。在我的印象中，三哥没有二哥那样会唱歌，会讲故事，但也能带我们做游戏，一起玩。
姐姐1925年生，小名‘美啊’，比我大三岁。小时候常在一起玩抓沙包，踢毽子，过家家等女孩玩的游戏。我上小学就是跟姐姐一起上的。记得母亲为了早晨叫我们上学方便，让我和姐姐一起睡在厢房里，起床以后，洗脸刷牙完毕，姐姐就牵着我的手，一块去上学，在路上，姐姐拿出母亲给的铜板，买烧饼或烘山芋，一边走一边吃。姐姐曾一度被送到上海一家姓刘的家里当童养媳，因受到虐待，做家务，擦皮鞋，还不给吃饱饭，母亲就把她接回来了。
妹妹1929年冬月生，小名‘芳芳’，比我小一岁。当时因年龄小，平时都是跟在我们后面玩，因为是女孩，上学也比较晚。
弟弟1933年生，小名‘囡囡’，比我小五岁。因是家中最小的男孩，全家都宠爱他，大家都抱他带他玩，他要什么大家都让他，好吃好玩的东西，只要他看见了想要，就会给他。所以，我自以为宝贵的东西，如玻璃弹子球、钱币，都藏起来，不敢让他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