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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苏州方言叫‘姆妈’，一生生过五男三女，长女夭折，其余五男二女都健康成长。在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收入不多，生活艰难，要使孩子们吃饱穿暖，需要付出多少辛劳，是可想而知的事。
由于为抚育儿女，操持家务，精打细算，吃苦耐劳，母亲才四十岁左右，已显得有些苍老，两鬓已有白发。1936年下半年，在心力交瘁下得了病，1937年春，因贫病交加，忧心忡忡地走完了人生旅程，丢下了除大哥外，六个未成年子女，撒手西归。母亲生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生活艰难，内心煎熬。父亲工作的钱庄倒闭，父亲失业，全家失去经济来源，面对嗷嗷待哺的儿孙，母亲忧心忡忡，经常唉声叹气，暗暗流泪，怎么养活一大家子，成为母亲的心病。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把未成年的二哥，送到上海去当学徒；把十一岁的姐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母亲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其次，是家庭不和，心情不好。婆媳之间经常吵嘴。大嫂是母亲的亲侄女，初来我家，还能帮母亲做一些家务，减轻了母亲的负担，与大哥结婚后，怀孕期间，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矛盾也未显露。直到大嫂生了孩子，家务事多了起来，而母亲身体有病，要求媳妇多干点家务，大嫂借口照顾孩子，常躲在楼上不下来，加上日积月累的一些事，母亲说什么，大嫂就顶撞，经常吵嘴，家庭气氛日益紧张，原来那种温馨和睦的家庭气氛愈来愈少。母亲常说大嫂好吃懒做，忘恩负义，经常为一些事气得脸色发白，手发抖。我们自然站在母亲一边，讨厌这位‘阿姐’，以致母亲病故后，一直怀疑是被阿姐气死的。
再次，人工流产，损害身体。母亲直接的病因，是自己做了一次人工流产。当母亲发现自己怀孕后，常说：“都有孙子的人了，如果再生一个，岂不被人笑话！”于是，下决心不要肚子里的孩子，经常躺在床上，抱着小弟或小孙子，让他们在肚子上蹦跳，至于是否吃堕胎药，我就不知道了。因人工流产引起大出血，才去医院。又因住院要很多钱，当时父亲失业，经济困难，很快就回家了，从此，母亲就很少起床干家务了。记得我跟姐姐放学回家，必先去母亲房里看看，只见母亲脸色发黄，嘴里哼哼，一会儿说头痛，一会儿说腰痛，一会儿说肩膀痛，我就爬上床去，一会儿替母亲揉太阳穴，一会儿替母亲捏肩膀，一会儿替母亲捶腰捶背，直到母亲感到舒服一些，母亲叫我停下来，才去做功课。
到过年时，已不能象往年那样办年货，蒸包子，敬祖先，没有了节日气氛，在愁云惨雾中度过。
母亲的病愈来愈重，全家都为此焦心。记得有一天，放学回家，见母亲失去知觉，两眼翻白，样子很恐怖，我心里害怕，就不敢去抚摸母亲，只站在房门口，哭着叫：“姆妈！你醒醒啊！”这时母亲已不能讲话。
父亲信佛，为了替母亲驱病，请了一位尼姑，在客厅里念经，我生病睡在楼上房间里，能听到尼姑敲木鱼的声音。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在楼上睡得昏昏沉沉的，忽然听不到楼下的木鱼声了，听到家里人的哭声，我就披衣扶着楼梯扶手，一步步走下楼去，经过厢房，来到母亲卧室，只见母亲直挺挺地躺在床上，眼睛微睁，脸色灰白，床上的帐子已去掉，全家人都在哭，我也嚎啕大哭起来。辛劳一生疼爱我的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眼睛未闭，是死不瞑目，舍不得五男二女一孙儿啊！
母亲遗体躺在卧室床上，头前点了一盏油灯，放了一碗插着筷子的米饭，按照当时民间习俗的说法，是去阴间的路上，既有灯照亮，不会迷路，又有饭吃，不会饿着。父亲信佛，请了十多个尼姑和尚来念经，做法事，超度母亲的亡灵，成天敲打法器，念诵经咒，直到买的楠木棺材，有十几个人抬来，放在大厅里，把母亲的遗体穿上丝绸的寿衣，放入棺材，钉上铁钉，法事才告一段落。
母亲的棺木放在大厅的中央，挂上白布帘子，棺材头前放一方桌，桌上有香炉蜡烛台和供品。我们子女都披麻带孝，坐在棺材两边，前面来了吊唁的亲友，由父亲陪着行礼还礼，我们就在帘子后面哭着，如果来了女客，必然要哭几声，我们就放声大哭。这样要到头七，即母亲死后第七天，才告一段落。